
大學念海洋生物學系的美國人毛思迪,在研究所階段一頭栽進了中國領域裡,花了二十年時間研究中國問題、學習中國話、廣東話。毛思迪說,如果他不是「中國通」,至少也是個「中國半通」。
毛思迪是大陸開放初期,少數幾個被允許到大陸做實地研究的美國學者之一。
一九七九年,他到了廣東農村,大陸正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毛思迪將有些懷孕七、八個月的婦女被迫墮胎的所見所聞寫出來後,有了麻煩。北京控之以「國際間諜」名義,並強烈要求史丹福大學好好處理,否則將限制美國學者在中國做研究。毛思迪被迫自博士班輟學,這就是八○年代初發生在美國的「毛思迪事件」。
毛思迪始終沒有拿到他的博士學位,但他認為這給他更多著書的自由,幾本著作如<破碎的中國>、<中國禁地之旅>、<被誤解的中國>,在學術界都相當有影響力。
也許因為毛思迪看到太多未出生的孩子,被迫丟了小生命,所以他非常喜愛孩子。毛思迪一共有六個小孩(其中一個是領養的),他說:「我和太太都是天主教徒,我們要多生、超生」。以下是本刊的訪問內容:
問:多少年來,有關中國的書籍,不論是由大陸人士或西方的中國通執筆,不計其數,在指控大陸漠視人權的訴求上,你的書有何不同?你希望傳達什麼訊息?

大陸的人口問題目前還是很嚴重。(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沒有科學術語
答:有關描述中國大陸,的確有不少好書。舉例而言,我的書和鄭念的<上海生與死>最大的不同在於,我描述的是中國的現況,「一胎化」政策仍然在施行當中,所以當讀者看書的時候,看到的是現實中國的生活;鄭念描述的是她在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經歷。
自一九七九年「一胎化」政策開始實施的時候,我就開始作研究,多少年來我一直希望把這個活生生的故事寫出來,好讓西方和中國讀者瞭解這個政策的的影響面。但是我不想用一大堆社會科學術語和統計數字,因為老實說,太枯燥。
我希望有人性的一面,我想描述的是一個人的故事,所以我必須找到那一個人。幾年來我訪問過不少醫生、護士,以及被強迫墮胎、避孕的婦女。他們的故事都告訴我們中國控制人口計畫的部分真實。
而<劫>這本書的主角紫安,她的故事就是人口控制計畫的全過程。我認為把焦點放在某一個層面上,能展現社會、經濟、政治最尖銳的一面,更能讓世人瞭解這個政治體系如何運作,以及在這個制度下生活的人有何反應。
這本書最有趣的一點就在,讀者能深入紫安的心靈,真正瞭解她對「一胎化」政策的想法和感受。寫這本書時我用了不同的技巧,通常我會用第三人稱的寫法,但在這本書我用了第一人稱的寫法,主角變成「我」,直接傳達給讀者。這點是很特殊的。
一本寫實紀錄
問:也因為你使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幾乎完全是主角一個人在說話,你好像也非常相信她所說的每一句話,那麼你自己對事實的批判在那?
答:紫安在書中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她自己的話,就很多方面來說,她是很特殊的人。因為她自身的經歷,她曾被迫墮胎過,被迫簽下只生一個孩子的同意書,第二次懷孕又被迫墮胎,但她拒絕;又因為她自己是護士,她對其他人也做過同樣的事。
她害人,同時也是受害人;她是這個制度下的獵物,也是制度的獵人,這一點就很特殊。為什麼中國社會下的醫生和護士會願意這麼做?全世界的醫生和護士都是被訓練來幫助人、救人的,大陸也不該有例外。從紫安的情況我們知道,她有很大壓力,醫護人員不得不昧著良心。最後她受不了了,她覺悟到必須離開工作和這個制度。
紫安不是個外向、合群的人,她羞澀而安靜。不愛說話的人通常是很敏銳的觀察者,她們的記憶很強。紫安能記得二十年前所說的話。
我們變成熟識的朋友後,精彩的故事就一個接著一個說出來了。我用中文和她對談,這是她的故事,但我必須決定加入多少事實背景。我必須決定應該讓讀者了解多少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和制度,好讓他們瞭解主角為什麼有這種反應和想法。我們兩人是合作的關係。
紫安是個真實人物,這本書是她的自傳故事,我做的只是選擇、補充背景資料。我的工作就像記者一樣,建立架構,讓讀者覺得故事的面貌有意義。
一開始就錯誤的政策
問:部分人口學家有一論調,「一胎化」政策在降低人口上沒有錯,錯的在於使用強迫性方式執行,對此你有何看法?
答:對這點我有很強烈的意見。「一胎化」十五年前開始實施時,我就不斷研究、調查。一九七九年中共「最高領導」鄧小平下了命令說,「不計一切代價達到目的」。如果你是共黨幹部接到這樣的命令,基本上就是要你漠視人權,不管用什麼方式,只要能降低生育率就好。
這是計畫經濟的邏輯推演,如果國家能生產鋼鐵,為什麼不能生產小孩?畢竟人沒有什麼權利不能被剝奪,除非政府給予他們這些權利,他們是沒有基本權利的。在中國制度下,人也只是生產工具。
如果大陸控制人口的重點在於,達到人口零成長,事實上很多國家都有方法可循。西方國家、日本、香港、或台灣、南韓等國家,一般家庭的平均生育的小孩不到二.二個。難道他們也實施了「一胎化」政策嗎?當然沒有。
他們的方法是現代化、工業化、提高教育程度、讓婦女工作,夫婦自然就會少生孩子。我認為鼓勵經濟發展就能達到控制人口成長的目的。但中國的情況是,自一九四九年以後變成中央計畫經濟,他們徵收了所有資本企業,強迫農民到人民公社。結果是,經濟情況一落千丈。
如果大陸的早期發展和台灣一樣,他們的國民平均收入也許已達到一萬美元。這時候我們不會說大陸的人口過多,而會認為她是一個富有大國。因為當我們說「人口過多」,我們的意思是指「低度開發」。一旦國家發展以後,人口就不是問題了。
現在大陸的經濟發展腳步很快,都市化、工業化、現代化後,他們自然會選擇少生孩子,根本不需要強迫實施。
為孩子做選擇
問:紫安在美國懷了第二個孩子後,因為不願意在美國墮胎,又怕回大陸被迫墮胎,經由你的幫助,得到政治庇護而留在美國,她並沒有遭受到直接壓迫,為什麼這個案例會成功?
答:當紫安以逃避被迫墮胎的理由而申請政治庇護時,沒有前例可循。美國政治庇護的規定很清楚,也就是說必須因宗教、政治信仰、或者因少數民族身分,理由充分有被迫害的恐懼。
事實上,美國移民局認為,政治庇護並不適用紫安的例子,因為「一胎化」是在大陸全面實施的社會政策。紫安和他的先生並沒有被迫害,他們只是不願意遵守這個法令而已。
結果是他們的案子被飭回,即將被遣送。不料,移民局之上的司法部門,一位大法官表示,願意用例外原則給予他們庇護,紫安才能留下。
此例一開,美國的政治庇護法有了新規定,今後凡因被迫墮胎的中國人,有充足理由皆可申請庇護。
當時美國移民官員認為,這下子可能有上百上千個中國人會因逃避「一胎化」政策申請庇護。事實是,一九九二年美國政府給予六百名中國人政治庇護,其中一百九十二人是因逃避「一胎化」政策得到庇護。
數目不大,數字也不重要,所傳達的訊息是告訴北京政府,美國認為強迫墮胎是違反人權的。
問:不少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和你的境遇似乎類似,在還沒進入中國前,認為中國是個美好的社會;一旦進去深入研究後才發現有不少問題,為什麼會這樣?
答:一九八○年當廣東的村民告訴我,人民公社之下的生活並不好,和一九二○年日本人入侵之前比較,那段時間是黃金歲月。至少那時還有新衣服可穿、新房子可住。
當我告訴其他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大陸自九三○年到一九八○年來,沒有一點進步時,沒有人相信我。一直到一九八○年中,一些中國觀察家親自到了大陸,他們才相信我說的話。
之後是「一胎化」政策,當我說中國政府強迫婦女墮胎,這個計畫非常不人性時,所有人都說怎麼可能?現在大家都承認「一胎化」是個全國性政策,大陸確實有迫害,而北京政府也應為此負責。
研究中國問題很特殊的地方在,會變成中國觀察家的人,都會先愛上中國。愛上中國的人民、中國的文明。研究日本的人或研究前蘇聯的人就不一定會這樣。
蘇聯以前就經常抱怨,為什麼美國的中國觀察家那麼愛中國,而美國的蘇聯觀察家那麼恨蘇聯?
全世界有很多文化、社會、少數民族,但只有兩個文明發源地,一是西方文明,從古希臘、羅馬到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延續至今;另外就是黃河流域的中國文明。而這世界文明的另一個發源地自有其無法抗拒的吸引力。
丟了博士,有了自由
問:你自己也間接被中共迫害過,即使是美國的學術界有時也不得不和中共妥協,你認為藉由你的筆能發揮什麼樣的影響力?
答:中國政府非常不在意她自己人民的看法,但對其他國家的意見非常敏感,特別是美國。我希望藉由將大陸濫用人權的事實呈現出來,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北京政權能夠有所改善。
當我一開始做研究時,我的想法就是忠實呈現我看到的中國,好幫助大陸的婦女和小孩。在史丹福大學我沒有辦法這麼做。
諷刺的是,北京想讓我閉上嘴、把我趕出學術圈,卻得到完全相反結果。被迫離開史丹福大學後,我反而有更大的自由寫作、研究,我出版更多著作。
如果他們沒有對學校施加壓力,我可能拿到博士學位,教幾門課,再寫一兩本書;但是可能因為我還想去大陸,想保持研究關係,我不會那麼嚴厲批評。現在他們給我說真話的自由,我絕對會善加利用的。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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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就是《劫》的作者毛思迪。(鄭元慶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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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的人口問題目前還是很嚴重。(邱瑞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