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到,除夕什麼時候祭祖?元旦哪個時辰焚香開門?過年後哪一天是開市吉日?中國人幾千年來年年講究,為的就是迎春納福,財源滾滾。
如何掌握這些「趨吉避凶」的準則呢?不妨翻翻農民曆的「進階級」──通書。
多年前,台北市議會為了挑個黃道吉日搬入新大樓,千選萬擇,結果挑上的日子不巧颱風來襲,被輿論罵個狗血淋頭。
半年前,高科技產業龍頭老大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在台南科學園區率先破土,也不能免俗地慎重擇日一番。
其實不要罵這些民意代表、高科技公司迷信,許多人平日不管什麼「不宜出門、探病」,但是辦終身大事時,能不選個好日子完婚嗎?就算小倆口觀念新潮,不理會這些老規矩,但是父母要看、親戚要看、餐廳也要看,「何必犯眾怒呢?」研究台灣通書淵源的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黃一農說。
對人類「時間的認知與分類」做過研究的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展示組組長呂理政也表示,擇日不是愚夫愚婦才做的事,古代的皇帝、現代的達官貴人,幾乎沒有人不信。「你去問總統出國看不看日子?就算總統不看,他的秘書也會幫忙看。」個人與宇宙的和諧
為什麼中國人那麼相信擇日呢?
呂理政認為,從常理來看,人對未知的事,都會有趨吉避凶的本能,願意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多一層保障,多一份安心。這也是黃一農說的「寧可信其有」。
何況,從儀式的觀點來看,經過慎重擇日,事件本身被神聖化了,表示這件事更正式,更被社會大眾所接受。
「為時間分類本來就有其必要性,也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呂理政解釋,這樣一個村莊內才不會發生不同人家在同一天辦喜事和喪事。「但是把時間分類到這麼精細,不但要擇日、擇時,還要對個人八字以定吉凶的,大概是中國人所獨有的了。」
更深一層來看,擇日、風水的核心概念,是應合天數、行事取得與宇(空間)宙(時間)的和諧。
中研院院士李亦園在「傳統中國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論文中表示,中國每一個人出生時,就根據年、月、日、時給以天干、地支的記號,是所謂的八字。八字決定了一生的歷程,這就是命。命不能變,但是每個人生命歷程與宇宙的時間對照配合時,因為陰陽五行的相生相剋,會有不同的機緣,有時好,有時壞,這就是運。
「個人的時間與宇宙的時間之間,有時候是和諧的,那就是吉;有時候是不和諧的,那就是凶。因此,中國人一生都在找尋對他最有利的時間定點,每做一件事都要找尋所謂的『吉時』,」李亦園在論文中表示。世界暢銷書排行榜冠軍
這樣的觀念,更受到官方正統的滋養。根據黃一農的研究,中國歷代官方天文機構的職掌,除了推算曆法和觀測天象,還需要負責地理、選擇(吉時)等事務。唐朝以後,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中央政府開始印製曆書,有關行事宜忌的內容大量出現。
民間對這類曆書的需求極為殷切。以元朝天曆元年為例,黃一農發現當年全國所賣的官印黃曆高達三百萬本,絕對是該年全世界暢銷書的排行榜冠軍。
然而天高皇帝遠,官印曆書經常無法及時送到偏遠的閩、粵等地,當地術士遂在經濟誘因下,開始私印加了許多術數規則的通書。
「編訂曆法原本是為了制訂時序的法則,提供農事作息的參考;在加入易經思想後,運用陰陽五行生剋制化的道理,將全年的日子排定行事忌宜,再經由歷代選擇家的增修,就發展成一套內容龐雜的術數,」呂理政說。
有趣的是,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為了順應民情,也編了基督教通書,每年分送教友。不過基於「不迷信」的教義,通書中取消了行事宜忌的部份。
「這樣的曆書當然無法引起大家的興趣,所以基督教通書後面加了許多科學新知來吸引知識份子,」黃一農舉例,像是眼球、潛水艇的結構,吸鴉片的壞處、戒煙的方法等。替台灣通書「尋根」
台灣自四百年前閩、粵移民前來拓墾,面對渡海的吉凶未卜、不安定的移墾生活,心理上更需要一本能教人如何趨吉避凶的通書。
曾在荷蘭萊頓大學看過清朝通書的黃一農,對台灣現有幾十種左右的通書做過研究,發現大約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直接或間接師承福建泉州繼成堂。
為了替台灣的通書「尋根」,去年他到大陸研究,特別前往泉州,尋訪繼成堂創始人洪潮和的後代子孫。踏破鐵鞋無覓處,沒想到竟在參觀當地海上交通史博物館時,見到洪潮和三房擇日館的花窗、門面展示在博物館內。他大喜過望,向館方打聽,得知洪家現在長房還有傳人洪永清。親自登門拜訪後,終於為台灣通書接上「族譜」。
原來,洪潮和在嘉慶二年開始編刻「趨避通書」,以出色的計算能力,做到與官方稍晚出版的「時憲書」節氣時間刻分不差,而受到廣大歡迎。加以洪家幾代都有靈敏的商業頭腦,例如中國自清朝光緒年間開辦郵政,洪家很快就推出「郵寄擇日」;更特別的是在通書中列出各地「參校門人」名單,為這些列名的學生背書,保證他們的擇日術出自繼成堂一脈。「以類似現代加盟連鎖店的方式,擴大了繼成堂趨避通書的影響力,」黃一農為此嘆服不已。
據現以耄耋高齡的洪永清透露,繼成堂通書當時不但風行南方沿海各地,還銷售到海外。每年清明過後,就要從鄰近村子雇請六、七十名刻工,趕印第二年通書。老字號、金招牌
台灣的市場主要是由繼成堂三房洪堂燕所開拓。日據時代通書被禁,仍有走私進來的;等到二次大戰一停,洪家立刻派請專船,將三千本通書送到台灣。
黃一農表示,過去台灣一般擇日館沒有自己的品牌,用了洪潮和的名號,就好像得到品質保證。因此,繼成堂除了收徒面授,三房的洪堂燕還曾編了十二期的「剋擇講義」,進行函授。
但是自從兩岸分隔,大陸文化大革命後,印製通書根本是違法的,洪潮和的這塊招牌,在大陸、台灣都無以為繼。
「總店倒了,群龍無首,大家搶生意,各種小品牌紛紛出籠,」黃一農形容這是通書的戰國時代。他指出,大家除了參考洪潮和通書之外,還東加一點「出國旅行觀光吉日課」、西加一點「風水口訣」,「編一本通書只要能賣上幾千本,就有上百萬元收入。」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台灣各地擇日館那麼多,如果這家能夠出版通書,人家就會相信你是權威。
權威那麼多,卻新不如故。「愈老牌的通書愈暢銷!」經銷十幾種通書的竹林書局老板娘林太太表示,像是每年銷售量達四、五萬冊的呂逢元通書,已經有七十年歷史,游華芳通書也有三十年以上。而林先知、蔡炳圳都是二十年左右。
「大家相信老字號,因為這些通書編纂資料是父祖密傳下來的,當然比一般人上補習班學來的不易弄錯。」她強調,結婚日子看錯,害人家婚姻一輩子不幸福,陰宅選錯日子,更會害人整個家族,選擇通書,不可不慎。一片半葉子
儘管洪潮和通書王國已經瓦解四十餘年,但令人驚訝的是,通書要賣得好,還是得強調與洪潮和的淵源。
竹林書局林太太透露,銷路最廣的聚福堂呂逢元通書,並不是洪潮和這派傳下來的。但由於台灣通書自清朝起就是繼成堂的天下,所以呂家聽從出版商的建議,在書上加印「洪潮和參學」(參考學習)等字。
強調自己是廣東羅傳烈外家子孫,福建洪潮和派下第六代門人的高銘德不諱言,當初拜洪潮和五代門生林先知為師,是為了市場,不得不然耳。私底下,他卻認為羅傳烈比較厲害。
他還說了一個傳奇故事:洪潮和與羅傳烈曾參加國家考試,試題是推測某棵樹在一個時辰內會掉幾片葉子?洪潮和說會掉兩片,羅傳烈說會掉一片半,結果這棵樹果然掉了一片完整的樹葉,和一片原本就破了一半的葉子。
「兩人的作風不同,洪潮和大量推廣,羅傳烈比較保守,才會有今天這樣的局勢,」祖籍廣東梅縣的高銘德很為自己的外家宗祖打抱不平。
洪潮和的影響力在台灣更超過大陸。「台灣大部份是三房傳下來的,兩岸開放後,有些通書編印者就回大陸找長房拜師,」黃一農曾在洪潮和長房家中,看到台灣南投蔡炳圳的拜師帖。
蔡炳圳最近剛過世,接掌父親事業的兒子蔡耀慶表示,其實回大陸拜長房為師,也只是想拿一點資料,看看與台灣的有無不同。但是對通書編印者而言,總是希望加了長房的「正字標記」後,與一般通書多少有所區隔。誰看通書?
通書編印者煞費苦心,為的是市場大餅。據非正式統計,全台灣一年通書可以賣十到十五萬本左右,每本平均五百元,一年就是六、七千萬元。
到台灣任何一個鄉鎮,街上書局的進門處,一定有一排書架放置通書、農民曆。高銘德透露,神壇、佛寺、命相館、擇日館,這些行業從業者是主要顧客。「通書是行家必備的工具書,沒有這書,他們不知要安怎舞,」他說。
一般人用農民曆,行家用通書,但是真正把陰陽學當學術研究的人,則又看更高階的古書。
中華民國道家學術研究會常務理事傅裕恭表示,這類通書便覽,是方便外出時隨身攜帶,當場查閱的工具書,但只要有時間,還是要查正統的時憲書、欽定協紀辨方書、鰲頭通書等古本。
「協紀辨方書是乾隆皇帝命大學士融合各家理論與精華所編成的,刪除了許多無稽的神殺,連皇帝自己都在用,可信度當然高,」傅裕恭說。
通書則是綜合許多選擇術後寫成的著作。「每種選擇術都有自己的規矩,把它們綜合起來難免有誤漏,」他表示,後世流傳的各家通書,又復用了許多先前遭官方所刪的神殺,再加上這些通書作者早已過世,排版印刷過程稍一出錯,就可能一錯再錯,後代子孫幾乎沒有能力校誤。通書,通輸?
儘管通書擇日現存著這些問題,但快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人對此非但深信不疑,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
李亦園發現,行事宜忌這套安身立命、待人接物的道理,在現代工商時代,已轉化為對生活的適應,特別是現實功利的追求了。
例如企業的開工、動土不但要看良辰吉時,股票市場的買賣更是講求時間數字的配合。這種近乎神秘的數字遊戲,在台灣已成為一門新興學問──「企業相理學」。
高銘德不諱言,玩六合彩、大家樂最瘋狂的那幾年,通書賣得最好,一年的銷量大約二十萬本。
不過台灣這種現象倒是無獨有偶。黃一農表示,受西方影響比台灣更早的香港,通書比台灣還多,只不過香港人忌諱「書」音同「輸」,所以叫做「通勝」。
「自從大陸經濟改革開放,擇日的風氣也開始死灰復燃,」在黃一農探訪還沒正式掛牌營業的洪永清的兩三個鐘頭內,就有兩人上門請求擇日,洪永清開的價碼是一千元人民幣,相當北京大學教授一個月的薪水。跳不出的框框
「寧可信其有」,除了傷點錢財,是否真的就不必付出其他代價呢?
在公家機關工作的蔡明德父親去世時,正在國外出差,聽聞噩耗立刻中止行程,趕回國奔喪。沒想到家人慎重請人擇日的結果,選的日子竟然沖到屬豬的他以及家族中唯一的孫子。在全家族的監視下,他連蓋棺前見父親最後一面的機會都不可得!
儘管太史公司馬遷早在一千年前就批評擇吉思想只是使人「拘而多畏」,中國人從古到今卻跳不出這個框框。
根據黃一農的研究,清代直省各都府在奏事時,大都要挑選吉時,以致每逢「不宜上冊表章」這天,竟然連一份奏摺都看不到。弄到嘉慶皇帝不得不特別下諭:「近日遇閉、破之期,竟全無奏摺;遇成、開之日,數省之摺彙齊呈遞,朕檢閱時憲書,其日必係良辰,甚屬可笑可鄙,……著通諭內外各衙門,嗣後遇有應辦之事務,各迅速辦理,立即具奏,勿得仍前拘忌,選擇良辰。」
只可惜,碰上了通書,連天皇老子都不是對手。查通書選日子是迷信?看來,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