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金馬獎成為華人電影的交流平台，其關鍵因素為何？

答：應是潮流所趨，勢不可擋。打從一開始，金馬獎就是港台電影的天下，並非狹隘地只獎勵台灣電影，例如第一、二屆的最佳影片《星星月亮太陽》、《梁山伯與祝英台》都是港片。

適逢金馬50周年，報名參賽的華語片多達二百多部。經過初選，金馬影展執委會主席侯孝賢與執行長聞天祥，於10月初共同宣布入圍名單。

隨著趨勢演變，部分限制開始對這個獎項產生束縛和困擾。有些外籍創作者，例如楊德昌《海灘的一天》的攝影杜可風明明有貢獻，卻因「身分」的限制而無法角逐。地區的限制也是，像香港導演關錦鵬執導的《阮玲玉》，是在中國大陸拍的；李安的《推手》是在紐約拍攝。

1992年金馬獎首先放寬「身分」，只要是華裔，或參與3部以上華語片的外籍人士都可以報名。1996年更進一步擴大到大陸片，舉凡是華語片都可以報名。當年，大陸導演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因此有機會獲選為最佳影片。

近十餘年，製片環境又有很大變化，2009年金馬獎將範圍擴大，只要主創者，如導演是華人、入圍的項目中有一半以上是華人，就符合華人電影的定義。像馬來西亞華裔導演何蔚庭的《台北星期天》，以菲律賓勞工的故事為主題，蔡明亮導演的《臉》幾乎都在講法文，李安的《臥虎藏龍》和《色戒》的技術人員多是外國人，也有外國資金，都屬於華人電影的範疇。

過去習慣港台競爭的金馬獎，格局越拉越大，競爭對手越來越多。台灣觀眾自然希望台灣電影能多得獎，但金馬獎之所以有別於香港金像獎、大陸金雞獎，就在於對手未必是自己人，而得獎者若是外地人，對台灣未嘗不是一種良性刺激。

問：金馬獎走過半世紀，如何甩脫包袱、創造時代意義？

答：金馬50年的變化，正是台灣社會演變的縮影。

擁抱過去，才能開創未來。我們不需要避諱金馬獎的名稱取自金門、馬祖前線堅忍不拔的作戰精神；頒獎典禮為的是向老蔣總統祝壽。

當年美國奧斯卡也是幾個大片商想鞏固勢力，自己辦出來的獎項，但是當獎項越來越有影響力，大家越來越重視時，就會被改良。

金馬獎要做的是去蕪存菁，更精緻化。例如金馬的評審團採比例制，有導演、幕後人員、影評人等。這幾年評審團有年輕化、專業化的趨勢，並非我們不尊敬業內的資深藝人，但如果已經離開這個行業太久，並不適合當評審。

擴大參與，可以讓大家瞭解金馬獎的評選制度，也是金馬獎的最佳宣傳利器。藝術的評鑑雖然沒有科學量化的標準，但也絕不是黑箱作業，即使有各種辯護也都是為金馬加分。李安、劉德華等大咖願意回來擔任吃力不討好的評審工作，就是對金馬獎最大的肯定。

問：金馬獎對香港、大陸電影有何意義或影響力？

答：意義更大。奧斯卡獎要靠行銷、買廣告，刺激投票，金馬獎則和坎城、威尼斯影展一樣，評審團要看過每一部參賽作品，不能僅憑記憶投票。

坎城、柏林影展的參賽作品頂多只有二十多部，但金馬獎影片常多達兩百多部。金馬評審要在短時間內關起來看片，可以看到很多細節，討論也很精彩；即使是獨立製片的作品，機會都是平等的，機會不會小於賣座好或製作成本高的大片。

這種形式非常少有而顯得珍貴，香港導演關錦鵬就曾說，金馬獎救了他。當年《胭脂扣》險些被片商剪成一部鬼怪電影，好在上片前先報名金馬獎，最後還得獎，作品因此得以原貌上映。關錦鵬也被定位成一位細膩、擅長捕捉女性內心、會得獎的導演。

2009年以《風聲》拿下最佳女主角獎的大陸演員李冰冰，和以《鬥牛》奪得最佳男主角的黃渤，得獎後聲勢大漲，只要我們邀請，他們都非常配合，黃渤連連來台頒獎、擔任評審，甚至擔任主持人。正在拍《變形金剛4》的李冰冰，百忙中也一定抽空來幫金馬站台，因為他們很重視這個獎，重視評選這個獎的機會。

問：兩岸三地合作拍片，是華語電影未來的趨勢嗎？

答：合拍是一個選擇題，想要大陸市場可能就要付出一些代價，不可能拍出很台灣本土的電影，因為對方會要求「接地氣」。像《總鋪師》拍的是台灣辦桌文化，一定要說閩南語才好看，大陸觀眾可能就有距離。

若以香港為師，電影美學、工業條件、拍片作法和大陸完全不同，他們想利用大陸的資源，包括資金、地景地貌等，經過這麼多年的磨合，現在越磨越順。

例如擅長拍攝警匪槍戰的杜琪峰導演，先嘗試拍了一部非常香港都會型的愛情片《單身男女》，想辦法把大陸元素納進來，讓女主角變成一位從蘇州到香港發展的上班族，這個角色和香港觀眾熟悉的鄭秀文有何不同，就是他要處理的課題。或者像鈕承澤的《愛》，加進一位由趙薇演出、到台灣旅遊的角色，導演很聰明地把片中幾位主角的生活空間和場景設在台北、北京，故事和場景轉換流暢，很成功。

杜琪峰的《毒戰》更是大突破，巨細靡遺描寫毒品交易和吸毒行徑，這種故事以往幾乎不可能通過大陸審查；可見大陸對合拍模式也在適應與改變中。

交流則是必然的趨勢，像桂綸鎂、趙又廷、阮經天等台灣新生代演員，不可能只滿足於在台灣拍片。很多大陸和香港導演都認為，台灣演員仍是兩岸三地中質感最好的，這應是專業訓練和教養文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