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解讀？誰的惡兆？兩位作者的出身，相當巧合地反映了兩極論調的陣營背景──「民族主義」在相當程度上主導了推理的方向。
《解讀中國經濟》作者林毅夫是中國經濟學家，他出身於台灣宜蘭，1979年、也就是鄧小平標舉改革開放的隔年，以中華民國軍官的身分「叛逃」到大陸，隨後平步青雲，不只擔任北京大學教授，還是中共全國政協委員。2008年，他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並兼任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被視為是中國經濟實力的展現。
林毅夫的民族主義色彩十分鮮明，在寫給台灣鄉親的序言中，他毫不諱言，中國近期推出的4兆人民幣擴大內需方案，不只將使大陸脫胎換骨，還將在新世界經濟格局中與美、歐成鼎立之勢，「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百年之夢」。書封文案也篤定表明，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將延續二、三十年，甚至更長。」
《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作者威爾•賀頓則曾擔任過英國「觀察家報」總編輯，亦為倫敦經濟學院等多所大學教授。
本書英文原名為《The Writing on the Wall：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th Century》，主標隱喻來自舊約聖經〈但以理書〉：傳說古巴比倫國王帕沙撒在盛宴中，以取自耶路撒冷所羅門王寶藏的金銀器皿飲酒作樂時，突見有手指在牆上寫字，國王召來猶大人但以理解讀，結果其意為「神已數算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當夜國王果然被殺，自此「牆書」即被引伸為「惡兆」。
《惡兆》雖主要探討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與當前的改革極限，但亦用了相當篇幅，點出近年美、英兩國「背離」啟蒙思想價值與多元主義、公共體制等現代化核心後所將面臨的危機。換句話說，此「惡兆」可持平視為對中國及西方（尤其是美國）兩者的警示，中國需揚棄「列寧主義式的統合主義」，英、美則需重振民主與多元價值。
趕超戰略？平等主義？兩書探討的內容範疇亦高度重疊，都觸及了中國這古老文明大國的興衰原因，亦探討了共產中國自1949至1976年的經濟貧弱，以及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後的種種難題，其中有些有趣的對照頗值得一提。
例如林毅夫認為，1949年中共建政後之所以逐步向「共產」收緊，是因為它以民族主義富國強兵的「趕超戰略」為主軸，硬要將中國從貧困落後的農業經濟一舉提升為重工業軍事強權。這雖是師法共產主義老大哥──蘇俄，但其實不僅共產世界如此，其他曾受帝國主義殖民之苦的大國如印度、印尼等，莫不如此。
這種揠苗助長、逆勢而為的發展策略，因為不容許存在如東亞四小龍「先輕工業、再重工業」的按部就班空間，只好由國家強力掌控所有資源，並予以極端「扭曲」配置，從而出現了「統購統銷」、完全消滅私有制，連國營企業的「人財物，產供銷」亦由政府一把抓的現象。這些「扭曲」如願地讓中國在1960年代試爆原子彈、70年代衛星上太空，然而它的經濟代價太過慘重，雖歷經30年改革開放，仍有許多遺毒無法清除。
同樣這段歷史，賀頓則歸之於毛澤東的「激進平等主義」與集體主義，認為他是真心相信共產主義烏托邦。同時賀頓對毛澤東主政下的工業生產大量提升、鐵路網絡和農田水利擴增、文盲大幅減少、婦女地位大為提升等，予以肯定，認為西方評論家忽略了一個國家「從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的過程中，會遭遇多大的紛擾與痛苦」，他還認為毛澤東奠定的「地方分權」基礎，是1978年大陸改革開放後可以快速翻轉的基石之一。
不論共產中國究竟是為什麼虛耗了30年寶貴光陰，對於其後鄧小平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主義和漸進手法推動改革，兩書不約而同點出其中「由下而上」的自發性特色。
例如改寫農村發展史的「承包責任制」，其實完全是個令人鼻酸的「意外」：1978年秋天，貧瘠的安徽鳳陽地區又遇旱災，早已習慣每年總有三、五個月外出乞討的小崗村民不願再忍受了，於是決定「偷跑」，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戶，連原本屬於集體所有的「提留」和公糧也全都分出去。這種「單幹」可是「反革命」行為，為此農民寫了一份血書，表示若生產隊長被抓到槍斃了，村裡其餘的17戶會負責把他的孩子養大！
小崗村的孤注一擲，在荒年中竟增產了30％，引起安徽省政府注意前去調查，結果還好──生產隊長沒被殺頭，反而就此拯救了中國農村！
中國崛起VS.西方焦慮改革開放30年，中國如今已躍居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並實現了「大國崛起」的民族夢想。當然，改革尚未完成，目前中國經濟仍存在有巨大的內部矛盾，林毅夫與威爾•賀頓相當一致地點出了其中癥結。他們認為，國有企業瓶頸、金融制度脆弱、城鄉差距擴大與消費力不足等，是中國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過渡的3大隱憂，且這些隱憂都已形同牢固的沉痾。
然而林毅夫循其一貫的務實主義「順勢」思維，認為類似1990年代蘇聯與東歐「一次到位」式的「休克療法」並不可行，且西方至今仍沒有足以指導發展中國家有效推動經濟、社會轉型的理論，盲目追隨西方主流學說（如上述休克療法），只會陷入「淮南為桔，淮北為枳」的困境。
長期在民間行走的林毅夫，提出的解決之道極為踏實，他以提高4項存量需求──特別是可以兼顧效率與公平的「農村消費需求」──為藥方，並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性，藉著因勢利導再搭配適當的「制度變遷」，讓中國保持成長潛力。早先中共「西部大開發」計畫，與目前擴大內需的「家電下鄉」等政策，即可與其建議相呼應。
至於賀頓所站的角度就非常「西方」，他認為中國應學習歐洲的啟蒙精神，建立法治、新聞自由、獨立大學等公共體制與多元精神，畢竟資本主義並不是光靠外表「形似」就可以學到精髓的，如果不把種種「柔性架構」確立起來，改革將無以為繼，危機也即將引爆。
經濟學不應該是一門可以理性推演的科學嗎？閱讀這兩本書，兩派觀點，各自綿密巧妙，對照起來，卻像相互辯證。比對兩派的不同解析方式，就像高手過招，招招精采，原來總經書籍也可以像文學作品一樣，摻糅如此複雜的感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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