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圖書寶庫
另外, James Legge在一八七六年成為牛津漢學教授,他也是一位傳教士。他翻譯的四書、詩經至今流傳。不過他當年之所以得到教授席,也不算是受到學院禮聘,而是朋友為他湊足了九十五鎊的年薪而促成的。在歐洲連比利時設立漢學教授席都早於此。
劍橋的漢學教授出現於一八八八年,威妥瑪爵士(Sir Thomas Wade)曾經是英國駐中國外交官和翻譯,他把自己的六百五十部藏書捐給劍橋圖書館,後來成為教席。就是他和繼任者翟理斯共同創造了Wade-Giles羅馬拼音法。
總的來說,英國在國富民強的帝國巔峰,也只提供過五個漢學教授席而已。
問:在一般人的印象裡,英國的中文藏書和資料相當豐富珍貴,比方說大英的敦煌手卷、牛津的明清善本書。這些珍藏應該相當能刺激漢學研究吧?
牛津沒有李白!
答:牛津在十七世紀初收藏的第一批中文書籍,是購自荷蘭學者的。而館中無人能諳中文,因此這批書一直在將近一世紀後才正式出現在藏書目錄中。編目的是個中國訪客,卻把其中一本通俗小說寫成了孟子。不知道是他開老外的玩笑,還是與他合作的館員高估了自己的中文,或者只是兩個人用「拉丁文」交談的結果,我們不得而知。
大英圖書館早年的中文藏書可以說是武力換來的,一八四三年維多利亞女王把軍隊由中國搶來的東西都送給了大英。不過當時的大英中國藏書不比歐洲,既沒有完整的政策,更談不上定期在北平派代理商購書。而其間缺乏分類系統,也使得第一位到館的中國訪客大為吃驚。牛津早年的分類和政策也不明朗,很多人不敢相信他們到了一九三○年代還沒有一本李白的詩集。
去劍橋?毋寧死!
至於英國探險家斯坦因(Aurel Stein)賄購的敦煌手卷數千卷,在一九○七年載回倫敦後,足足半個世紀,連經手館員(翟理斯之子)本身也退休許久,才遲遲出版目錄。
問:這麼說來,英國的漢學似乎一直在慘澹經營的情況下發展,那麼像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李約瑟(Joseph Need-ham)這些響亮的名字,又是怎麼培養出來的?他們和漢學院的關係如何?
答:亞瑟.韋利當年以大英圖書館為家,成為本世紀最負盛名的東方文學翻譯家。劍橋曾經邀他任教,他的答案是:「我寧可去死!」李約瑟學的是胚胎學,他窮半世紀的中國科學研究和論著,並沒有得到過劍橋的支持,他研究所的經費多數來自國外的捐獻。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和貢獻,但不見得會稱自己是漢學家。
所以我說英國漢學界如果有任何貢獻,先得感謝的,就是這些自學有成的「業餘學者」,和「慷慨的外人」——從十七世紀的黑奴翻譯,到歐洲學者、中國訪客,一直到現在的外籍教授等。
買個中國人來讀書?
問:您在書中除了有名的漢學家,也一再提及他們「不太有名」的中國助手……
答:我個人對英國學者和中國助手的關係很注意。以翻譯儒家經典的Legge來說,王韜顯然大有幫助;而李約瑟如果沒有魯桂珍的刺激和支持,也就不一定有「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的誕生了。這是成功的例子。
另外,也有出了毛病的例子。耶魯大學教授Jonathan Spence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The Question of Hu?」就是說一個中國人被傳教士帶回法國作研究助理後,情況相當糟,還經常被鎖在瘋人院裡,追究起來,這位傳教士並非無可議之處。
中國助手對歐洲學者來說,是必須的;但兩者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很難處理。偶爾甚至也會搞出毛病來。我想Legge和王韜的關係比這個故事好得多,但他倆的關係亦不無緊張處。
其實我在書中一開始就點出了這樣的現象,那個十五世紀的葡萄牙人就很聰明,既然買了中國書,順便也買個中國奴隸來讀書嘛!事情就這樣演變下來了。
大家都做陶淵明
問:您提到翟理斯在劍橋拿著手杖趕學生,亞瑟.韋利寧死也不肯到劍橋教書……,我也聽說過以翻譯「紅樓夢」知名的漢學家David Hawkes目前息交絕遊,在威爾斯山谷媥i雞,而早年他也視教書為折磨……。這種獨坐幽篁堛漫坋獢A是不是英國漢學家的常態呢?大家都做陶淵明去了,沒有人找預算、提計畫、帶學生,勢必比較難有大規模的成績出現吧?!
答:翟理斯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這從他的研究可以看出來:「古代中國飛行物軌跡」、「西王母與赫拉(希臘神話中宙斯之妻)」、「中國古代三師與基督教三位一體」……,我想幾乎沒有人能把他從這種詭奇的樂趣中拉出來;亞瑟.韋利雖然沒有教過書,但我認為他對漢學的貢獻和影響力,可能超過許多學院學者;至於Hawkes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學者,但是非要他去教書、搞行政實在是強人所難。我想這些人都算是特例吧!
群賢畢至的高峰期
問:您在書中提到六○年代您在劍橋念書時,可算漢學高峰期,為什麼?
答:一九七六年我進劍橋時,中文系並沒有教授席,但當時的老師們,如今個個都是德高望重的大教授,像主持「劍橋中國史」的Twitchett,教中國文學的龍彼得等,且課程的範圍從古典到現代,從歷史、文學、政治到藝術,囊括極廣。
現在回頭看來,能聚集這些名重一時的學者們於一堂,並且受其親炙,簡直是不敢想像的事。當時的確是名副其實的高峰期,可惜這些教授如今幾乎都離開英國了,留下的,也到退休的時候。
問:當時劍橋中文系又在什麼情況下決定推動「劍橋中國史」這樣的大計畫?這在現在的漢學系似乎已不多見?
答:當時的劍橋的確相當有趣,兩個漢學界最知名的大計畫都在同時、同校出現。坦白說,Twitchett教授在當時對李約瑟博士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是有些批評的(儘管他後來改變許多),尤其是第二卷。我現在看來,當時他可能是認為有餘裕做一套專業漢學家的中國歷史,而不只讓業餘天才專美於前吧!
經費大減,「學」不聊生
問:能不能談談好景後來為什麼不能持續,而漢學再度「景氣低迷」?
答:這要先由大環境講起,由於二次大戰間英國在太平洋戰區遭到語言人才奇缺的挫折,戰後政府痛定思痛,決定以國家基金支持東方語言課程。所以當時無論圖書、人手、經費,都算是一路邁向光明,幾年之間,有三所大學陸續增設中文系,原有的中文系和圖書設備,像亞非學院也擴大編制。所以從戰後到六○年底、七○年初,不只在劍橋,整個英國漢學界都在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八○年代初政府大量削減大學經費,是明顯的打擊,不過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其實學校已經逢缺不補,預算緊縮了。危險的是,政府在戰後培養的那一批東方語言人才,在八○年代正屆退休,而不再補缺,人才斷層很快就會出現,只怕下一回再逢人才緊缺的關頭,就又得花上廿年重頭來過了。到了八六年有人在國會中的呼籲後,情形只能說是暫時止住了一場危機。至於將來,我不敢說它會像過去那樣慘澹,但如果硬要說前途光明,那絕對是十分誇張的說法。
拋磚引玉,結識同道
問:是因為如此,您決定把會議論文增潤出版、以茲警惕嘍!提出這樣具有爭議性的翻案文章,您事先有什麼心理準備?事後反應如何?
答:其實在提論文的那天,我因為太太生產,請人代讀,所以當天我很高興得到了一個女兒,也沒有當場遭到批評。後來我只好再出書,想多得些反應,龍彼得教授指出了一些錯誤,特別是十七世紀那一段;其他朋儕,也時有討論。這是拋磚引玉的好機會,能結識許多同道。
事實上這只是一本很初步的綜覽,其中有許多問題都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目前也有許多學者針對不同階段和主題作研究。我想,將來我們對「英國人的中國觀念是如何發展而成的?」這個議題,應當會有更透徹的瞭解。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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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若教授為英國漢學溯往,所得的結果令人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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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遙遠而奇異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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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費正清在三○年代曾赴牛津求教,被告以「自求多福」。後來他以現代中國研究執美國漢學牛耳,並形容歐洲考證學傳統為「顯微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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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由於中文人才缺乏,十八世紀對中國的貿易和外交,常須向第三國「借將」,義大利的拿波里東方學院就是他們尋找翻譯人才的地方。圖為該學院漢學系現在的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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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教士對歐洲早期漢學的傳播與研究,有諸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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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英國在帝國巔峰時期,也不過提供了不超過五位漢學教授席。而當時的中國,正以西學為奇,圖為上海點石齋畫報中的維多利亞女王與首相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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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是一位科學家,卻對漢學貢獻卓著,成就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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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彼得教授原籍荷蘭,但數十年來在英國漢學界所貫注的心血,贏得學界一致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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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若教授近作「奇特的漠然」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和好奇,他希望能拋磚引玉,使「英國人的中國觀」這項議題更為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