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諮詢與經濟革新
文．蔡吉源(中央日報五月廿六日）
經革會是一個臨時性超部會之特殊經濟諮詢機構，與常設之經建會在組織性質及功能上可謂大同小異。顯見，超部會強而有力之全盤經濟規劃、協調、諮詢，是經濟政策、決策及執行運作過程中，極其重要的一環。
由於經濟變數之錯綜複雜，經濟理論之日新月異，經濟研究之過度簡化，經濟術語之艱深難懂，決策官員與普通經濟學家溝通仍相當不易。在此情形下，經濟諮詢機構之設立，網羅經濟學家，使他們也能通盤瞭解決策執行過程，並詮釋經濟研究分析的內容，使決策官員充分瞭解不同政策之利弊得失，以防範政策之誤導。因此，經革會之適時成立，以充分發揮經濟諮詢的功能，絕非僅止於政治層面的意義而已。現在，經革會已開始運作，個人願藉此就該會面臨之問題提出探討。
首先，經革會責任重大而時間太短。其次，經革會仍隸屬於行政院，層次似嫌太低，且與經建會有組織重複，功能重疊之處。
應該兵精將寡事權集中
再者，經革會應該是一個超強的經濟諮詢機構，不是一個研究、決策或執行的單位。一個超強的諮詢機構應該兵精將寡，事權集中，就全盤制度化的大政方針提供可行之灼見。如今，人員過多，意見紛陳，若相互之間有了歧見，容易議而不決，蹉跎時日。針對這三個缺點，提出下列意見：
一、今後如有進一步需要，似可將經革會蛻變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隸屬總統府。委員不超過五人，以能全職擔任為原則。該委員會得隨時因應決策需要，邀請與經濟問題相涉之有關官員、工商人士、學者及民眾列席聽證。
至於該委員會為常設機構或臨時性質均無不可。若係臨時性質，時間不應只有半年。若為常設機構，宜有任期制，或隨總統同進退。
政府體系以外的經濟學者常對政策過程缺乏連續性之認識，對理論配合實務的決策執行，亦往往尚有一段距離。將其納入政府體系之內，則這兩種缺失即可迎刃而解，充分發揮其經濟諮詢的功能。
二、加強經建會諮詢與經濟研究分析功能的發揮，俾便將來經革會功成身退時，得能取代其職能，隨時解決經濟發展瓶頸。
經建會是一個規劃長期經濟發展方針，擬訂短期經濟問題對策之研究分析、諮詢協調及政策形成的超部會組織。
多年來由於沒有常設之駐會顧問，諮詢委員又各有本職，其經濟諮詢之功能乃難以發揮。今後經建會宜適時恢復顧問制，聘請若干實至名歸的經濟專家駐會擔任顧問。並宜改組經濟諮詢委員會，去蕪存菁，網羅新秀，以發揮應有功能。或廢止諮詢委員會，而就各種不同重大經濟問題，組織委員會，隨時邀請有關官員、學者、專家、業者及民眾（如公害受害者）代表等，舉辦聽證會，以擴大參與層面，集思廣益，解決問題。
隨時化解各種制度瓶頸
日本在一九六○至一九六四年之間，積極進行貿易匯率之自由化，結果在六十年代後半，實質國民所得飛躍成長，其成長率最高曾達百分之十三．八。第一次石油危機（一九七三年）期間，經濟衰退，經濟企劃廳則致力於經濟調整，公債發行連年倍增，以減稅措施鼓勵更新設備及防治公害。到一九七七年，其反衰退（anti-recession）策略一一奏效：生產力持續成長，工廠不再排放黑煙、廢氣。日本能，我們應該也能。此端賴決策官員有正確的經濟觀念及遠見，配以堅強之經濟參謀作業，方克其功。
企業界本身亦應有經濟革新措施
文．社論(經濟日報五月廿一日）
自經革會成立以來，工商業界不斷提出如何增進投資意願的建議，其內容涉及租稅減免、金融支援、提高經濟行政效率、減少行政干預等，這些問題均係經革會必須研討的重點問題。然而，有關企業界本身應如何配合經濟革新，採行應有的革新措施，迄今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經濟革新的推行，固有賴於政府當局依經革會提出的革新方案與措施，大力推行，但亦須企業界的密切配合，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認為，企業界本身為配合經濟革新應採行的措施，主要有三項：
首先，應提高企業界的社會責任與企業道德。近年來，經濟紀律敗壞，經濟犯罪嚴重，如惡性倒閉、不實廣告、仿冒、地下工廠、欺騙消費者等情事，傳聞不絕。其原因固不止一端，但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之低落，應係其要因之一。提昇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於維護經濟紀律與消滅經濟犯罪，並可提高投資意願，持續經濟發展。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之提昇，固然有賴政府之法令規定與誘導，但企業界本身自動自發的自律行為，應更能發揮作用。
其次，應切實推行自由化，不壟斷市場，不要求特權。經濟自由化係現階段我國經濟政策之主要方針，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不應有壟斷與特權的存在。
經濟自由化，政府一方面要儘量減少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一方面要消除經濟活動的壟斷與特權。然而，過去長期的管制與保護，已在企業界導致若干既得利益集團享有壟斷與特權的利益。屬於既得利益集團的企業，維護其本身利益的行為，成為推行自由化的一大阻力。此項阻力的消除，除政府當局的革新措施外，尚須企業界的自覺與配合。
倘若企業界一方面依據自由化的原則，要求政府減少干預，一方面又要求政府繼續管制與保護，使其享有壟斷與特權的利益，並運用各種方式與力量阻止政府解除或減少管制與保護，則經濟自由化的目的，將難以達成。深盼企業界能夠切實了解：要求減少干預與要求管制保護，係矛盾之事實。
第三、加強研究發展，提昇技術水準，開發新產品。不斷的提高生產的技術水準、開發品質優良的新產品，係企業持續成長的必要條件；提昇生產技術水準與開發新產品，有賴於持續性研究發展工作的推動。
目前投資意願的低落，原因雖多，但企業界多年來疏於研究發展，致在生產技術的提昇與新產品的開發方面，鮮有實績，亦係原因之一。即使經革會半年後提出許多如減稅、金融支援等革新措施，假若企業界在生產技術與新產品方面仍無所作為，則其對激勵投資意願的效果，將為時其短；唯有配合各項激勵措施，不斷提昇生產技術及開發新產品，始能使激勵投資意願發揮長期性效果。
經革會的任務至為繁重而艱鉅，必須針對我國當前經濟困局提出突破性的革新措施，而這些革新措施之實行，則有賴於全國上下一致的努力。政府有關當局固有全力執行各項措施的責任，但工商企業亦應採行相配合的革新措施。提昇企業道德與企業社會責任，維護經濟紀律與消除經濟犯罪，不壟斷市場，不要求特權，切實推行自由化，加強研究發展，提高技術水準，開發新產品。
經濟日報問卷調查顯示工商界盼優先改革財稅
文．經濟日報五月廿日
根據經濟日報一項問卷調查訪問顯示，目前工商界認為最感困擾或最須改革的經濟問題是財稅，其次依序為經濟行政、金融、產業及貿易；接受訪問者當中，高達百分之四十八．七六認為財稅問題最須革新，重複課稅及稅負太重則是普遍關切的焦點。
行政院於五月七日成立經濟革新委員會，探討財稅、金融、貿易、經濟行政及產業政策、制度、措施；經濟日報以問卷方式廣泛訪問工商業者及民意代表，希望藉由四百八十四位各行業接受訪問者的意見，提供經革會及政府當局，作為經濟革新的參考。問卷訪問的對象，包括製造業、貿易業、貿易以外的其他服務業、一般買賣業及民意代表。問卷中經濟有關問題，亦由採訪人員共同研商擬訂。
初步歸納各界意見的結果，高達百分之四十八．七六的受訪者，在上述五項問題中，認為應把財稅改革列為最優先，顯示該項問題受關切的程度頗高，並且可能是影響投資意願較鉅者。其他四個項目被列為最關切的比例依序為：經濟行政百分之十八．六，金融百分之十三．六四，產業百分之七．○二，貿易百分之六．二，其他為百分之五．七八。
在各項問題中，財稅方面重複課稅及稅負太重最受人詬病，其次是稅務法令欠周詳、稅務人員風紀不佳、納稅手續繁複、進出口通關緩慢等。
受訪者比較關切的其他幾項問題，金融方面為新臺幣匯率調整方式，貿易方面為關務、稅制與檢驗，經濟行政為主管單位過多，事權無法統一，產業問題則是惡性競爭。
「兩稅合一」多項爭議待澄清
文．王克敬(工商時報五月廿八日）
應否實施兩稅合一，經革會財稅組會議中，財政部代表與經革會財稅組成員有非常激烈的辯論。雙方觀點歧異之處甚多，且對立的程度亦非常尖銳，究竟意見差距因何而產生？是學理之爭、本位主義作祟，抑或對經濟現實與運作的觀察有所不同？值得進一步分析。
重複課稅現象不可否認
經革會財稅組與財政部的意見差異，主要可歸納如附表所示。對於其間的爭論，仍可加以判斷：
一、以是否重複課稅的問題來說，財政部一向堅持法人實體說，認為課征的是兩個不同的實體。然而，此宜就稅負的負擔來看。根據學者們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轉嫁」與「歸宿」的研究，大多認為營利事業所得稅短期內係由營業利潤負擔，長期則降低投資的稅後報酬率，因此其轉嫁的可能性甚低。故無論如何，重複課稅的現象是事實。
二、對於稅負高低的爭議：論者每以我國所得稅雙重課稅的邊際稅率最高達百分之七十二，認為推動兩稅合一刻不容緩。但財政部提出有力反擊，指出邊際稅率最高達百分之七十二者，佔總申報戶數的百分之一，因此，採行兩稅合一受到顯著好處的是人數很有限的高所得者。對這少數人免稅是否能帶動整體投資意願，是否值得忍受所得分配惡化的結果，均值得再作考慮。
三、實施兩稅合一對稅務行政的影響：財政部認為以新加坡的經驗來看，將趨複雜。然而，臺大教授林華德則指出，在稅務行政方面，由於股東所收到的扣繳憑單，已將應負擔的稅負詳細列明，財政當局只要設計一張表單即可，並不增加稅務行政上的困擾。
財部步步為營為了稅收
四、對稅收損失的爭議：財政部認為實施兩稅合一後，若盈餘分配率為百分之七十五，七四年度將損失二二五億以上的稅收，稅收損失過鉅，對政府財政收入造成困擾。但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陳文龍指出，根據財政部的資料顯示，民國七十一年薪資所得者所繳納的稅額佔總稅收的百分之七十八．一六，營利事業所得總額只佔百分之四．五。由於它所佔總稅收的比例很輕，因此稅收犧牲將不會太大，財政部所估計的稅負損失似偏高。
五、財政部主張以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和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稅率來代替兩稅合一。然而，降低稅率並不能消除重複課稅的現象，因此，重複課稅所產生的弊端依然存在。
至於財政部步步為營採取守勢，其目的無非是為了稅收。學者認為可採取二種方式彌補：
第一、可發行公債。財政部認為發行公債的結果，將把痛苦遺留給子孫，但發行公債的利益既然可由後代子孫共享，負擔部份租稅並無不當。
第二、擴大稅基，取消稅法中有關免稅的規定，所增加的稅收將可彌補。
對於經革會所提出的草案，也有學者認為有進一步加強的必要。
無須全盤吸收星洲模式
陳聽安認為，我國國情和其它國家不同，並無全盤接受新加坡模式的必要。況且新加坡已有學者主張將完全扣抵改為百分之卅可扣抵，百分之十課征公司稅，可見這種方法並不如想像中的完美。
陳聽安認為，經革會所提兩稅合一草案中最值得憂慮的是，將來公司可能會因股東的要求，儘量發放股利，減少公司保留盈餘，這表示投資來源減少，和實施兩稅合一以鼓勵投資的原始目的背道而馳。
實際上，有許多爭論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對於稅制改革的損失容忍限度，行政院可以政策性的決定，在該容忍限度內，安排減稅優先次序，否則，類似的爭論將層出不窮，有礙經革會工作的推動。
兩稅合一政治意義濃厚
綜合來說，實施兩稅合一的爭論點甚多，大多數論者認為當前之所以要實施兩稅合一，主要是工商業者有稅負太高的感受，而要求降低稅負。因此，實施兩稅合一的政治意義相當濃厚，在衡量利弊得失以後，明智的判斷需要高度的政治藝術。
高稅率時代過去了——訪蔣碩傑談稅制合理化與提高投資意願
文．梁華棟(聯合報五月十七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兼經革會財稅組召集人蔣碩傑指出，高稅率時代已經過去，世界各國普遍注意高稅率的弊病，及對經濟發展的不良影響，並已朝大幅降低稅率方向進行改革。
蔣碩傑主張輕稅重罰，與當年他為賦改會設計的高稅率政策，有了很大的轉變。以下是訪問紀要：
高稅率有時代背景
記者問：我國現在的所得稅制，是沿襲當年賦改會時代設計的架構，而現在的高稅率也是當初的構想。請問蔣院長當年參與賦改會時，為何有高稅率的主張？
蔣碩傑答：與政府迫切需要錢有關。那時正巧碰到政府將六年國民義務教育改為九年，許多國民中學校舍要蓋，政府有龐大的經費支出。
劉大中博士在賦改會時，聘請哈佛的一位學者馬斯格威作顧問。馬氏為凱因斯派學者，而凱因斯派對租稅誘因不太考究，只考慮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問題。
當時為了顧慮通貨膨脹，及增加政府稅收，只好採取高稅率級距。
我曾對高稅率表示過意見，並主張稅率最高不要超過百分之五十，尤其中國人納稅習慣未建立，稅率過高，逃漏稅誘因強，逃稅就多，反而不好，但那時因考慮到政府稅收，未被採納。
問：對降低稅率的主張有何進一步說明？
答：高稅率的時代已經過去，且世界各國都發現高稅率的不良影響；英國稅率最高時達百分之八十以上，柴契爾夫人已大幅降低利率，甚至美國也一樣。各國都在注意高稅率對投資意願的不良影響。
亞洲幾個與我競爭的國家，稅率都比我們低，我們如果還保持過去的高稅率，將無從與人競爭。
再者，降低稅率及稅負輕後，逃漏稅行為就不會那麼積極，配合輕稅重罰的政策，整個稅制易合理化。
用加值稅彌補稅收
問：財稅組正積極研究採取兩稅合一，並大幅降低所得稅稅率，而工商界也殷切希望政府全面減稅。對於「減稅」的作法，您的看法如何？
答：減稅應是全面性、普遍性的，特殊的減稅應儘量避免，例如對某一特別行業的減稅，將造成資源運用的扭曲與浪費，都不是正途。
如果兩稅合一能順利實施，透過所得稅制度的健全，獎勵投資條例就應慢慢廢止；除非有政策上需要採取投資減免，也應注意減免的一般性。
問：財稅組對降低稅率的幅度為何？而在採行兩稅合一過程中，政府的稅收將以何種方式彌補？
答：稅率降低至何種程度，才最適當？目前還在檢討中，並無具體的數字與結果，而且調整稅率結構，也應顧慮稅收損失狀況後，才能作最後決定。
所得稅率大幅降低後，稅收損失，可以透過消費稅來彌補。
歐洲一些國家，降低所得稅後，就用加值稅作為政府稅收的大宗。當初在賦改會時，我們也主張實施加值稅，建立健全的加值稅制後，再將所得稅負降低，這是目前世界的潮流趨勢，我們在十幾年前就考慮到。
問：擴大所得稅基，刪除不合理的免稅規定，是財稅組積極努力的目標，但取消免稅者利益，例如中小學老師、軍人等，常有意想不到的困難，這些考慮可能影響對稅制的改革，您個人的看法如何？
答：將一些不合理的免稅規定取消，或有現實的困難，但取消中小學老師免稅待遇，是遲早的問題，為了減少阻力，在取消免稅待遇的同時，不妨對中小學老師先加薪，使其生活不受任何影響，也許有助於稅制的改革。
過去對軍人免稅，是因為軍人待遇低；如果軍人待遇已不低，就沒有理由不課稅。
激勵投資方法多端
問：工商界普遍希望政府採取減稅措施，刺激投資意願。您認為這種利用租稅手段刺激投資的作法效果如何？
答：投資意願不足，原因很多，一部分是根本不知往那方面投資，如果是這種情形，稅怎麼降低都沒用。
運用租稅手段刺激投資意願，政府應迫切做的是將租稅環境改善到與其他競爭國家一樣，就不必再給予特別優惠。開放外資與僑資前來我國投資，可以給國內業者很多啟示，只要我國的租稅環境適合外資，舊式企業也可接受外來的衝擊，建立新觀念、新技術，這也是提高投資的重要因素。
問：目前國內經濟不景氣，投資意願也相當低，工商業殷切希望政府在長期制度規劃外，能採取一些短期激勵措施，您認為政府應該怎麼做？
答：政府對於短期刺激措施，不應用稅來刺激，目前最該做的是由政府加強公共支出，尤其在私人投資青黃不接時，政府的公共投資就應趕緊進行，以彌補投資活動不足。有關投資計畫應加速審議。
至於私人投資活動，只要租稅環境制度化、合理化，投資人信心恢復以後，新的投資活動就會開始，過分強調人為刺激不是一件好事。
袪除恐懼前途樂觀
問：您對目前的經濟景氣狀況及未來遠景看法如何？
答：去年臺灣的經濟成長在亞洲屬第一，投資意願不足，只是心理上的一種障礙，如果袪除這種心理上或競爭上的恐懼感，前途應該是很樂觀的。
臺灣的競爭條件，除了稅比別人高，沒有什麼不利因素，配合租稅的改革，將使我國的競爭力提高，工商界不應過分悲觀。
尋求公平合理的公共工程承辦方式——嚴孝章、殷之浩對議價或公開招標的看法
文．中國時報六月一日
公共工程應該以議價或公開招標方式承辦的問題，日來引起各界熱烈的討論與迴響，經濟革新委員會產業組，並召集有關人士就此問題，進行意見溝通。由於採行議價的榮工處處長嚴孝章與主張公開招標的民間業者，對此問題的看法正代表截然不同的正反雙方意見；茲詳錄以供各界對此問題能有更為透徹的認知。
榮工處處長嚴孝章：
不該享受的權利或與別人享受不同的權利謂之特權，我們痛恨特權。然而榮工處兼負輔導安置榮民工作、企業經營與社會福利三種不同任務於一身，其工作權利係根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是國家的法律，也是國家賦予的權利。榮工處擔任國家重大建設工作，是國家交付任務給榮工處，並不是特權。
同時，我必須澄清一下有關「議價」的觀念。議價是合法的一種採購物品或交辦工程的方式，根據審計法的規定，只要合乎條件的廠商，不限公營或民營，均可報請審計部核准後，以議價承辦工程。一般來看，適切地使用議價或比價方式，常是達成任務的最佳手段之一。相反的，民營業者要求的「公開招標」，以現行不健全的招標制度而言，公開招標對社會的影響將是弊多於利。
除非萬不得已不宜開國際標
有人指責榮工處以比民營業者貴的價格來承辦工程，認為這是浪費公帑。我在此也要澄清一下有關「價格」的觀念，價格的意義常是隨著「品質」而來的。廣義的工程品質除了實質建築物的品質之外，還包括完工期限等服務品質在內，現在國內工程低價搶標的情形非常嚴重，這些只顧以低價去搶得工程的廠商，往往不是無法如期完工，就是偷工減料，有的廠商更因為工程無利潤可賺而倒閉，這種可怕的低價搶標造成自取滅亡的現象，相信絕非有識者所樂見。
榮工處成立廿九年，從無到有，由小至大，有其艱苦的歷程，這種成長，除了靠政府和社會的支持之外，還靠自己的努力，事實上，政府給榮工處的精神支持比物質支持多，榮工處可說是政府投資最少的公營事業。自從民國四十五年成立，由輔導會安置基金投資三千萬元以後，榮工處便未獲得政府任何之投資或補助。而目前，榮工處資金三百億元，淨值八十億元，資本額可增資至廿億，機具設備一百廿億元，算是一個經營成功的公營事業。基本上，榮工處從艱苦而茁壯，全靠自給自足，這是榮工處相當自傲的一點。
最近有些人提倡應召開「國際標」，但我認為，除非萬不得已，國人仍應全力培植自己的民族工業。任何工作只要中國人自己能做，便不應該借重外人。在世界各國保護主義盛行的今日，各國均全力保留國內廠商的工作機會，我們何須敞開大門，拱手將國內工程讓外人來做？
需有高層次機構來管理監督
我走遍世界各國，發現我國是極少數沒有高層次的機構來主管公共工程的國家之一。目前內政部營建署，因其層次不夠高，難以充份發揮統籌管理監督全國公共工程的功能。面對整體營造工業的前途，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健全的制度和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以輔導業者，並扶持業者，這些將是各界寄望於經革會能夠有所開創的重點。
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殷之浩：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除榮民工程處外，其他如農墾處和勞務中心等單位，也在全省各地議價，爭取各項工程，民間深為困擾，只是限於特權，敢怒不敢言。由此可見議價特權為害國家既深且遠，政府如不痛下決心，消除特權，將如何向人民交代？
與外國公司技術合作應可行
榮工處處長反對將重大工程招開國際標。他的說法和理由是「為自立自強，建立民族信心，應該全力培植民族工業」、「自己能做的有什麼理由要招開國際標」，上述的說法，事實上，並不能掩蓋其整個背後的真相和目的。
記得幾年以前，國內重大工程像明潭發電設施、高雄過港隧道等，榮工處均爭取議價承攬這些工程，試問榮工處對這些工程有什麼經驗，其所憑藉的技術後盾，還不是仰賴日商鹿島建設及熊谷組建設高薪聘來大批的工程技術人員，暗中協助其完成工程。
據說，高雄過港隧道施工之初，榮工處工地人員並未把熊谷組之顧問人員，放在眼下，以致工程進度落後，問題叢生，後來經過人員調動之後，情況才有改善。難道這種事實，也能證明其有自己承包施工的能力嗎？
在同樣的情況下，民間營造業者與外國公司技術合作，以同樣的合作方式來完成這些工程，又為何不能公開招標呢？
民族工業政府自當扶植；但是，為了培植民族工業，政府也要估算成本效益。假定一項重大工程，國內的業者漫天要價須新臺幣三百億，若開國際標，外國公司卻只要一百五十億，省下了一百五十億，這些錢可以做多少別的事情，衡量此一情況，是否應當為了國內的業者，去多花一倍人民的血汗錢？
要民族工業亦須計成本效益
這種因招開國際標而可節省鉅額公帑，事實上，目前在國內外有很多的例子，近如新加坡地下鐵工程，全部招開國際標，結果得標價僅有預算的一半，也可以說是為國家省了一半的錢，遠如中國造船公司興建船塢，事前榮工處和中華工程也曾全力爭取，惟因當時中船尚屬民營公司而招開國際標，結果榮工和中工的標價都在一億美元左右，而此一工程由日商鹿島建設以約其半數的五千萬美元得標。
在榮工處議價承攬的明潭發電工程，據說日本工程師向外人私下曾談道，明潭發電工程共花了新臺幣三百一十幾億元，假如當時能召開國際標，該項工程大約只要議價的一半。
我國的經濟發展是以外銷為導向，在臺灣天然資源貧乏的情況之下，任何建設或製造過程更要講究成本，才能增強國際競爭能力，為了「民族工業」不計成本效益的浪費大筆金錢，如果這些花在電力、石油或交通方面，因而轉嫁至電費、油價及交通費，不但，造成國人的負擔，且會全面的影響國產品之外銷競爭能力。政府能不審慎檢討嗎？
勞基法新震盪
文．環球經濟．六月號
自去年八月勞動基準法公佈實施以來，許多企業雇用勞工的意願轉弱，造成就業市場中「求職者眾，求才者寡」的供求異常局面；一般工廠員工流動跳槽的現象減緩，而最近勞動力有流入服務部門的趨勢。專家認為，依目前的狀況看，勞基法對經濟的影響好壞參半。
由於工業成長急轉直下的問題是從去年九月開始顯著，與勞基法公佈實施的時間差不多，財經專家學者對於這種巧合頗感興趣，但兩者之間因果、關聯如何，各人看法並不一致。
一位經濟部官員表示，觀察近半年多的就業市場，一般企業求才比例急遽降低，用人態度有轉趨保守的趨勢，也影響投資意願。
他說，今年第一季登記求職的人數，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廿五，但求才的機會卻減少了百分之卅七，供求之間的消長變化，近廿年來，僅見於民國七十一年的衰退谷底階段，這不能不說是受勞基法實施的影響。
就業市場供求的異常現象，在去年八、九兩個月，曾一度出現失業率衝破百分之三的高峰，但隨後數月已逐漸恢復正常水準。
一位專家指出，適用勞基法的幾個主要行業，如礦業、製造業等，的確雇用人數減少，但從精簡人員、提高生產力的觀點看，未嘗不是好現象。他表示，分析就業人口的分佈，工業部門工人減少，而商業及服務業的用人彈性反而擴大，近幾個月來，增加了百分之五左右。勞動力由工業流向服務部門，是失業率沒有繼續惡化的原因之一。長期而言，這種就業結構上的改變，應該也是值得鼓勵的趨勢。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一般製造業雇用員工的比率雖然下降甚微，但是已雇用員工退出的比率也有減緩的趨勢。專家認為，員工流動率的降低，顯然是受勞基法年資計算的影響，許多人為了顧及退休、資遣金，寧可留在現職，使以往動輒挖角、跳槽、離職的問題改善不少。
企業界人士對這種看法卻不表同意。他們認為，員工流動率降低是景氣惡化、出路不好所致，而所謂失業情況未惡化，其實是隱藏性失業，比率增加了。
一位業者表示，隨便到幾家工廠走走，就可以發現招募臨時工人的招貼。企業界偶而以臨時工人來應付短期訂單，倒還無可厚非，但有些工廠兩、三百人的生產線，全部都招募臨時工充任，屆時整批更替，就是意圖規避勞基法，這一類的情況相當普遍，卻不是勞動力調查統計數字所能反映出來的。
▲臺北、高雄兩院轄市的新市長許水德、蘇南成，在六月一日正式上任後，都立即推動一連串新措施。許市長與蘇市長著手加強取締交通違規、提撥文化基金、親自執行「雲竹專案」、「清塵專案」掃蕩犯罪。蔣總統並先後接見二位市長，期勉他們為市政建設繼續努力。但這是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還是兩大城各依不同特色發展為現代化都市的前奏？二位市長有何構想？期待兩位新市長默默進行政績競賽
文．社論(中國時報五月廿四日)
臺北市和高雄市這兩個院轄市，無論對國內的領導風氣，維繫國際觀瞻，都十分重要。市長一職的人選，各方矚目。現由許水德、蘇南成兩位接任。雖然其個性未必一致，但就擔任市長職務來說，卻有共同的特點：
一、兩人都出身寒素，沒有背景憑藉，靠自力奮鬥有成。
二、兩人都年富力強，體格壯健，能任繁遽。
三、兩人擔任公職，都從基層做起，經常與民間往還，具有濃厚的草根性。
四、兩人都有與國際社會交往的經驗，瞭解時代潮流，具有現代觀念。
五、兩人處理市政經驗豐富；許水德在高雄市政府從秘書長算起，已有六年，蘇南成任臺南市長已七年。
一般說來，其施政績效都頗為市民稱道。如許水德在高雄大力興建文化中心，解決草衙違建問題，進行紅毛港遷村；蘇南成在臺南實施市地重劃；徹底解決攤販問題，消除髒亂；都可見其魄力與幹勁。因此，他們兩人真可說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以他們兩人來分別出掌臺北、高雄兩大都市，更可收到各顯本領、互較短長的效果，使市政展現蓬勃的生氣。
我們始終認為，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裡，促成進步的原動力，便是競爭。有競爭才可以激發潛能，鞭策進步。這一原則的應用在經濟方面最為明顯，因此先進國家都是嚴禁獨佔、壟斷。其實在政治方面又何嘗不然。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都有兩個或兩個以的大城市，各踞一方，暗中較勁，展開多方面的競賽。大家熟悉的是日本的東京和大阪；東京為關東之首領，大阪為關西的霸主；東京佔政治上的優勢，大阪乃工業上之重鎮；各不相讓。這種多元的發展，可以消除一枝獨秀的現象，促進地區的平衡，在國家的總體開發上極具價值。
但是事實上，在過去幾年中，我們都看不出臺北市與高雄市明顯競爭的跡象。原因是臺北開發早，改制早，且為臨時首都。高雄是新興都市，改制不過七年。無論在人口上、財力上，都相差一大截。
試看美國東岸的紐約和西岸的洛杉磯。紐約的開發遠早於洛杉磯，但洛杉磯正因為是後開發，而充滿著新銳之氣。今天無論在經濟、文化、建設上，兩者互相頡頏，難分軒輊。即以學術重鎮的高等學府而論，西部的幾所大學，就有超越東部若干老牌學校之勢。又如去年洛杉磯主辦的奧運會，就絕非有遲暮之慨的紐約所能辦到。因此我們認為高雄市不必有甘居「老二」的心理，而要在某些方面有超越臺北市的雄心。
例如臺北市為交通紊亂、市容髒亂而頭痛，高雄市可率先做到秩序、整潔；臺北市的捷運系統尚在吵吵鬧鬧，高雄市不妨搶先完成；臺北市的垃圾難以定案，高雄市不妨做個榜樣；臺北市的公車服務品質為人詬病，高雄市就可在整理公車上出奇制勝；臺北市沒有辦過國際商展，高雄市可以搶先推出。在這種不斷刺激下，造成良性競爭，必然能促進兩市市政的加速發展，而市民有福了，國家有福了。
許水德談怎樣建設大臺北
文．楊堯(自立晚報五月廿三日)
新任臺北市長許水德表示，臺北市在歷任市長的規劃下，市政建設正逐漸邁向現代化。他自感責任重大，今後當多方深入瞭解，來確定市政重點工作。
以下是記者訪問的主要內容：
問：你奉命接任臺北市長，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答：我在上級指示下接掌臺北市，當時就感到責任重大，今後唯有希望臺北市民多多配合和支持市政建設。
問：你計畫在接任之後，有那些重大工作立即要做？
答：臺北市是文化、經濟、政治中心，不像高雄那樣單純，我除了要瞭解基層，發掘基層問題之外，並要針對社會環境的結構變化加速建設，以滿足市民的需要。
問：七五年度新預算，在市議會審查已近尾聲，你接任後想要在新年度有新計畫已較為困難，這種情形下，你將如何運用？
答：新年度的大部份市政重大工程，可說是楊市長任內的中程計畫，這些都是連續性的預算，我當繼續督促所屬來按進度完成。另一方面，並力求市府人事安定，使大家安心工作，為市政建設共襄盛舉。
問：你剛到德國參觀訪問歸來，你覺得他們有那些地方值得我們借鏡？
答：在柏林，我發現他們對攤販的集中管理和定時設攤做得很好，德國人的攤販整齊乾淨，甚至連市政府大門前都擺了。不過那些攤販看來一點都不髒亂，我們今天談取締攤販，想要完全消滅不太可行，唯有從有效管理上著手。
問：你做了臺北市長之後，希望市民要如何參與市政建設，配合市政發展？
答：我希望臺北市民能具有「管閒事」的精神，這裏所謂管「閒事」並不真是「閒事」，而是治安和交通方面的互相勸勉。例如在治安方面，大家多管一點閒事，可以防範犯罪；鄰居相處，能夠守望相助，維護居家安寧。交通方面，對一些不守法，不守公共秩序者，也能以「管閒事」的方式好言勸導，久而久之，使社會之間充滿和諧，人人守分、守法。
蘇南成如何經營高雄市政？
文．溫福興(聯合報五月廿四日）
面臨政治環境較臺南市複雜的高雄市，對高雄新市長蘇南成而言，將是一大考驗，如何應付未來的挑戰？蘇市長說，他將一本至誠的處事及做人態度，與高雄市民經營高雄市政。
高雄市的澎湖派、臺南派及本地派之爭十分明顯，對一位不屬任何一派又是官派市長而言，要推展市政，難免會遇到阻力。蘇市長說，他已心裡有數，心理的壓力，使他有任重道遠的感覺。
如何克服阻力？蘇市長說，他將設法讓高雄市民瞭解官派市長是為民服務的，不是管理市政；讓高雄市民瞭解高雄市是屬於高雄市民的，大家有權利也有義務為市政貢獻心力。為了讓市民瞭解市府服務的誠意，高雄市政府考慮設置馬上辦中心，必要時實施夜間辦公，市民有任何「疑難雜症」，馬上辦中心樂於效命。
高雄市是港都，蘇市長認為港都不是指碼頭一帶，應使高雄市充滿港都氣息，因此文化推展非常重要，例如設立海洋博物館、港都歷史博物館、文物館等，使光臨高雄市的觀光客一到高雄就能嗅到港都的氣息。
首長的易動，牽涉到內部人事的變動，因此高雄市也好，臺南市也罷，總會有一段時間人心不安，蘇市長到高雄市後會不會大搬風？蘇市長說，安定人事比什麼都重要，加強為民服務才是正道。
安平港的開發，會不會因蘇市長的離開而告中斷？蘇市長肯定的答覆：「絕對不會。」他說，高雄港是由省府管轄，高雄市與臺灣省是一體的，交通處長曾告訴他，安平港升格為高雄港的輔助港已經核准，高雄港在高雄，他又是臺南人，協助安平港建設是義不容辭的。
蘇市長的婚姻大事，一直受到地方父老的關心。他強調，到高雄後，他將對地方建設投下全部精力，仍沒時間考慮個人婚姻問題。蘇市長甚至考慮到高雄後仍過往昔以市府為家的生活。
都市經營的概念及意義
文．李登輝(自立晚報六月四日）
李副總統登輝先生擔任臺北市長時，曾應中華民國科學管理學會邀請，以「都市經營的概念及意義」為題發表演講，揭示「都市經營」的概念，見解精闢，頗具啟示性。臺北及高雄兩市新市長日前就職，自立晚報報特將李副總統講詞摘要刊出，以供擘劃市政之參考。
「都市經營」一詞，係來自「都市行政」。「都市行政」代表一般舊的觀念，在中央劃一的規定下，依據法令處理事務，即所謂的「公事公辦」。對市民來說，「都市行政」是站在「管理老百姓」的地位，故市民視市政機關為「衙門」。再從辦事的公務員來說，辦事時官腔官調、愛理不理，以致造成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隔閡，影響團結與和諧。同時，在辦公時間，喝茶、看報和抽煙，是「等事做」，而不是「找事做」的態度。
都市經營的新境界
「都市經營」的概念，係針對每一都市的特性，改革不好的，創造並建立新的、好的事務關係，以解決市政問題，是一種積極的市政觀念，而不是要用來「管理老百姓」，更不是用於敷衍塞責。今後，我們的市政工作，一定要從「市政管理」的觀念過渡到「都市經營」的觀念。這種觀念確立與實現之後，才能提高效率，增進市民福祉。
「都市經營」有兩個主要問題：第一、「都市經營」應有效率；第二、在求增進市民福祉。此二者，非但牽涉到效益，若站在民生主義的經濟觀點來看，平等更為重要。
我認為，要成為優秀的「都市經營」者，應具備「兩種精神」和「三種能力」。所謂「精神」，就是指「都市經營」者做事的理想、態度和方法，有兩種不同的表現。一要具有「實務家的做法」；二要具有「藝術家的做法」。實務家的做法，就是有事馬上辦；藝術家的做法，就是樣樣工作必須追求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要有遠大的眼光與周詳的計畫。
都市經營者領導的方式
至於三種能力，一是「崇高的理想」、一是「規劃的能力」、一是「管理的能力」。有了「崇高的理想」，可提高工作層面，邁入新的境界；還要有「規劃的能力」，才能凡事豫立不廢、臨危不亂；有了「管理的能力」，才能將人、事、物支配得有條不紊，充分發揮團隊精神提高工作效率。
唯有這「兩種精神」與「三種能力」的結合，才能表露出「都市經營」者的績效。面對日漸增多的市政業務，如果我們還像以往牛步化辦事，等待著層層往返的核轉，不主動聯繫與溝通，絕配合不上市民的要求。
我記得曾有件工程的修改案，由於公文的層層核轉，往返費了七、八個月，工程的完成，卻只花了十二天。這種辦事效率，怎能滿足市民的要求呢？因此，我們不但要簡化辦事的程序，也要縮短辦事的流程。惟有將市政業務，都納入電腦管制，隨時需要什麼資料，只要一按電鈕，便能顯示出來。如此，一定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和人力，自然也提高了行政效率。
經營者不應只是坐在辦公室，應把作戰之司令部移至第一線，指揮官與士兵並肩作戰，如此，不僅能隨時瞭解戰況，更具有鼓舞士氣的功效。可見經營者之領導方式應採取市長、市民、議會等邊三角之模式，經由共同發掘、討論問題以謀解決市政之道。
與公務員在職訓練的關係
「都市經營」與「加強在職訓練」密不可分。臺北市政府有四萬八百八十八位員工，要為二百廿多萬市民作廣泛而深入的服務。如果無法突破舊觀念、沒有具備處理好自己工作的知能，那我們的服務績效與品質，將無法提高。
為了實現「都市經營」的理想，惟一可靠的就是加強公務人員的在職訓練。更為了溝通市府同仁的觀念，推展「都市經營」，必須實踐「誠、公、廉、能」的美德，及端正思想和充實知識，以發揮個人的潛在能力來為民服務。
從事「都市經營」工作，雖然不是做生意的人，但應懂得做生意的道理。以便將經營的觀念轉移到市政的工作上。因為，時代的推移，「市政管理」的老觀念應予剔除，代之而起的是——「都市經營」的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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