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方法賺錢上，香港人一向很有辦法，炒股票、黃金、地皮、樓房在此地非常盛行，且從事者不分職業貴賤。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毫不隱諱他炒金，運氣好時，在買進、賣出，一轉手間賺的錢﹐比他一個月的薪水還多。

新界沙田的夜間賽馬場擠滿了賭馬的人潮。

愛「賭」也是港人的特質。有錢人擁有自己的賽馬，年輕工人則擠在「跑馬地」，邊看馬經、邊帶著耳機聽馬賽、下賭注；結婚喜筵晚間九點開席，下午三點客人已團團圍成好幾桌，麻將打開來；中大學生禮拜六不敢去給學校理髮師傅剪髮，怕師傅因賭馬輸了，心情不佳，把後腦勺髮根剪出個大窟窿……。

香港各個階層皆有其賭的方式；即使有人本身不賭，時時耳聞目見，也天天會和「賭」碰頭。

隨忙著賺錢、好賭而來，現實、不關心政治，就成為外人對港人的評語；但這些特質並非港人與生俱來。

一九六○年代香港連續發生幾次人民暴動。英國政府自此不願這塊殖民地上的人民多接觸、討論政治。為了便於管理、安定人心，英政府鼓勵賽馬、賭馬，如今港人每年在賽馬上投下的錢數多達二百億港幣；在沒有任何限制之下，麻將聲更處處響起……。賭，在香港像火勢燎原，也成了安定殖民地社會的方法之一。

香港書報攤上充滿了以聲色娛樂為主的雜誌。

港府安撫港人的另一重要工作是，大力改進港人生活，推行一套有秩序、條理化的文官制度。

一九七○年代開始，港府廣收民意，大興學校、公屋（國民住宅）和便捷的交通系統，維持治安、掃除貪汙，嚴格晉用政府公務人員，沒有人有特權、走後門。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主任朱立的經驗足以說明成效：「打開書桌抽屜是一疊疊的法律，一學期接不到校長幾次電話，什麼事都按法行事即可。」香港人相信，做任何事只要依法行事就不會受刁難或拖延。早上申請成立公司，下午就可開張做生意，是最好的例子。

電視上則隨時可見港府製作的公益廣告，鼓勵港人投訴，對治安、環境、地鐵……，有任何不滿意，儘量發表意見，「即使到警察局哇啦、哇啦叫也無妨！」由上海來港廿多年的劉姓市民說。

中下階層多住在山坡的舊房子。

這種沒有「民主」，卻擁有極大「自由」的香港人，就一逕往經濟路上努力。港府對經濟也採取全面自由化、國際化，任何公司行號除每年報一次稅，就不再和港府有任何糾葛；加上香港本身的地利，使香港變成世界重要轉運港、第三大金融中心，大夥因此更加栽進賺錢的漩渦，造就了一個在商言商的社會，「即使新聞、出版界，商業味道也很濃」，香港漫畫家尊子抱怨，文化界極少出版教育性高的書籍。

「有錢賺、吃得飽、賭賭馬，又能說點心裡話」，一位市民顯得還算滿意。

香港絕大多數居民都來自大陸，老一輩早厭倦兵馬倥傯的日子，一九六二年到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年間，難民潮陸續湧進五十萬人。這些飽受政治折磨者，下船後最大的奢望是有自由，對他們而言，只要有吃有住，夫復何求？至於第二代，則被要求少惹政治，甚至不要參加學校學生會的任何活動。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造成了香港這塊與眾不同的殖民樂土。

百姓雜誌總編輯胡菊人為香港傳播媒體的前途擔心。

直到一九八二年，英國與中國大陸開始談及收回港九問題，才又重新觸動了港人不願再提的記憶。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與英國的聯合聲明發表後，香港碼頭船隻仍往來頻密，貨物彷彿永遠卸不完；中環街頭年輕人、外國人熙來攘往，櫥窗陳列著來自世界各地的誘人商品；茶樓杯盤狼籍、麻將聲此起彼落……，表面看來，香港一切如昔。

但是，就如散文作家蕭依然提醒，如果只由「市聲」去辨識香港，是不智的。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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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沙田的夜間賽馬場擠滿了賭馬的人潮。

繁華、熱鬧的香港，結婚、宴客也比別人喜氣。（鐘永和）

橫行市區內的雙層鐵軌巴士，也是紓解交通的重要工具。（鐘永和）

香港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轉運港。（鐘永和）

去年雙十節，居民在兩棟樓間掛起國旗。（堯行攝）（堯行攝）

在五、六家報紙寫嘻笑怒罵文章的哈公。（鐘永和）

香港工作機會多，是賺錢的好地方，公司行號的招人啟事淹沒了建築工地圍牆。

沒有陸上居留權的水上人家，也是香港與眾不同之處。

沒有陸上居留權的水上人家，也是香港與眾不同之處。（鐘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