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李安說他拍《臥虎藏龍》，是想讓外國人看看華人特有的「俠文化」。隨著《臥虎藏龍》奪得多項國際大獎，李慕白英姿煥發、神采奕奕的大俠形象果然瀟灑走進西方。現代武俠小說中的大俠面貌或有不同，但正如李慕白，俠客有志一同的，都是「義之所在，雖死不辭」，如辭典說的，大俠是好義勇為，除暴安良，濟弱扶傾，「古來俠者所以為俠，就是以明是非、知禮義、重骨氣著稱。」
俠，這個華人文化中傲絕千古，至今讓人馳騁於無盡想像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形成？具有哪些特質？什麼樣的人才配稱做俠？
說起俠客鼻祖，一般總是由《史記》「遊俠列傳」中的郭解、朱家談起。郭解之輩，「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史記》關於遊俠的記載寥寥幾段，卻是最「純正化」的中國大俠。
痞子大俠
尤其太史公將遊俠與刺客分開立傳，荊軻之流的刺客，為了報知遇之私恩行刺，只能說是「刺客」，與為公忘私的遊俠全然不同。只是，前輩大俠果真都是摩頂放踵，兼愛天下？
「郭解、朱家是漢代遊俠中的少數，」曾經深入研究俠文化的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解釋，早期俠客絕非正義之輩，但歷史家的責任是提供人們從不同角度欣賞人物，史記敘述每一種人物時，都會替他們尋找存在的價值，提到他們可取的部分，書中人物往往只是特例。比如名醫扁鵲列傳，正是當時大夫都無法擁有扁鵲妙手回春般的醫術，同樣的，俠客中，朱家、郭解猶有可稱述之處，至於當時市井中許多所謂的遊俠，作風等而下之，以時下的「痞子」稱之亦不為過，史記也就不談了。
「最早被稱為遊俠者，不過是盜匪與魚肉民間的暴豪，」龔鵬程說，太史公的意思也是「俠是不對不好的，我勉強從中選幾個例子作為表率。」
正因為遊俠以武犯禁，漢朝統一後，為維持社會秩序，遊俠一度被「全力掃蕩」，所謂「漢既統一，誅族遊俠」，但因應時代需求，俠客卻沒有消失。
其人雖已沒，千古有餘情
其實，古來大俠從不屬於某個特定階層，典籍上被稱為俠的，面貌多樣，俠的意義也很複雜。但人都有選擇性記憶，類似郭解廓然忘私，行俠仗義的俠客雖少，但這少數一、二正面特質卻深扣人性，何況人世不如意十常八九，恃強欺弱之事時有所聞，遊俠打抱不平，殺人於市的特質也就特別受人激賞，每逢國勢衰弱，俠義精神就更被標舉推崇。
民初大學者顧頡剛曾經這樣解讀俠的消長：遊俠以布衣之細，竊殺生之權，為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所絕對不能容忍，漢代明摧暗殘，遊俠連同其代表的尚武精神，早就一蹶不振。但每到統一集權政府崩壞而農民蜂起時，還是有相類人物出現，只要制度不立，綱紀廢弛，原有的階層劃分和道德規範失落，個人游離於社會組織與結構的可能性大增，遊俠就得以縱橫馳騁。
魏晉以降，不時改朝換代，兵荒馬亂，遊俠得以大展身手。但遊俠仍不免龍蛇混雜，俠客到底是趁火打劫之流，或真是為國為民的忠勇之士，仍難定論，什麼樣的人被稱為俠，也很難以少數幾個特質說明。三國時代曹操曾被稱為遊俠少年，其實過的是「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的日子，等同於時下遊手好閒的「FG囝仔」，直到投入義軍掃蕩黃巾之亂，篡奪漢室，才成就梟雄之名。
遊俠的「正義」面貌直到唐代才逐漸被固定，大俠朝著正面一路發展，形象高大正義，與不稱頭的鼠輩已完全撇清。
豪俠時代
大唐盛世，氣闊恢弘，漢番夾處，首都長安曾是國際大都會，社會風氣重武輕文，不僅唐朝文人都以俠客自居，「豪俠」更是唐朝傳奇小說三大表現題材之一。配合著時代節奏，文學中的俠客逐漸由並非時時光彩的配角，一躍而為第一男主角。「俠客在唐代逐漸正面化，是唐朝人有意識扭轉漢代俠不軌於正義的形象，一變而成文武合一的英豪，」龔鵬程說。
配合著道教神仙思想注入傳奇小說，中國豪俠的武功更不斷精進，在類似呂洞賓精通法術的「劍仙」推波助瀾之下，大俠行止神秘，擁有飛天、幻術本事，殺人則以割人首級為後快，而在完成報仇、報恩、濟世救人等等大業後，俠客更飄然而去，不知所終，對人世不多留戀。
宋明之後，中國外患內亂更是頻仍，政治黑暗，天災人禍不斷，自然少不了豪俠出頭行義的故事。一部以綠林好漢為主角的《水滸傳》，就被視為中國最偉大的俠義小說。為了改變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好漢展開一段和官府對立的驚險好戲。水滸雖在元末明初由施耐庵整理成長篇小說，相關故事其實早在宋代已在民間廣泛流傳。
一簫一劍平生意
在國家敗亡中，宋朝理學家為國家長治久安而提倡振興儒學，但禮教的束縛，使得儒生給人迂腐之感，俠客具有的血氣，則為文弱儒生注入陽剛氣質，儒、俠合體，一簫一劍平生意，「簫代表文學藝術，劍代表不屈的性格，兩者相得益彰，也變成中國人理想的人格形象，」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保淳表示，俠儒合一的人格形象在透過小說戲曲更慢慢具體化，後代武俠小說受此影響，頭號主角遂總是文武合一的俠客。
時代創造英雄，明朝遭倭寇、女真蹂躪，社會崇武之風大起，連文人也投入軍旅、從事武學研究，戚繼光、俞大猷都是允文允武的儒將，許多大儒都有具體的武學造詣與重要武術著作，「這是中國武術、武學重大發展的關鍵期，比如最早提到內家拳的是黃宗羲，」曾有多年習武經驗的龔鵬程表示，包括太極拳、少林拳被深入研究闡發成書，都在明末清初，中國武術因此有了重大突破，進一步為後世武俠小說提供了深厚的武學基礎。
劍道天心
但在俠、儒合一典範的要求下，中國大俠內涵又起了變化，肝膽相照的水滸傳梁山好漢算不算豪俠，在歷代也引起諸多爭議。「殺人不眨眼的梁山英雄，在倫理上太難定位，到底他們代表強梁道德，或者代表反對強梁的道德？但這種表現倫理上的困境與衝突，也成為後世中國武俠文學最主要的特色，」龔鵬程指出。
「早在《史記》之前，中國就在武學中加入王道思想，武學的最高道德規矩，就是去除霸道，」林保淳也說，對於中國俠義之士，恕道比功夫重要，武學顛峰不代表道德顛峰，中國大俠必須成就倫理與德行，又要講道義、又要嚴防禮教，又要顧及百性、忠於國家，諸多重擔一壓，大俠也很難瀟灑走一回。
這樣的觀點影響了武俠小說俠客的塑造，「我們的俠客基本上在表現仁心，因此不論作家怎麼寫俠客，可能在小德上有疏失，但在面臨重要關鍵，在大的抉擇上是絕對堅持的，」林保淳道破大俠的「宿命」。
矛盾與衝突
《臥虎藏龍》電影熱賣後，原著小說趁勢重出江湖，市面上人手一冊，爭睹主角李慕白真面目。相較於電影中的李慕白，原作以相當多篇幅描述李大俠掙扎在禮教與情感之間，在俠友孟思昭去世多時，儘管俞秀蓮鍾情於他，李慕白卻反反覆覆，一方面擔心自己成了貪色忘義的小人，自認萬萬不能娶好友之妻，一方面卻又朝思暮想，無一刻忘懷俞秀蓮，顯得婆婆媽媽，溫溫吞吞，「迂腐的讓人受不了，」一位武俠小說迷如此反應。更有人認為，實在看不出李慕白具有快意恩仇的大俠風範。
但類似李慕白如此進退兩難的大俠，卻是現代大俠的「主流」。「中國武俠文學寫得好的都會觸及到俠客的這種內在矛盾，就是一方面俠客自由自在，仗劍行俠，想殺人就殺人，但天長地久以來的各種倫理要求，又讓他不能痛快殺人、不能乾脆行事，」龔鵬程表示，武俠小說往往就在處理大俠內在倫理上的掙扎與衝突。
大俠既困在倫理問題上，血性無法完全迸發，原始生命力量與氣魄不足，往往就不如小說中愛憎分明、不顧倫理的角色來得生動。以當代武俠大家金庸筆下主角為例，張無忌、令狐沖、楊過，都不時掙扎於正、邪之間，搖擺不定，「他們身旁敢愛敢恨的女性如趙敏、任盈盈、小龍女，角色都比他們來得精彩，」龔鵬程以為。
大俠戀愛了
不過，現代武俠小說筆下的俠客之所以情感生活多采多姿，寫過多部武俠小說的作家荻宜不諱言，早年武俠小說在報章連載因而篇幅越寫越長，加油添醋，大俠也就少有千山獨行、衣袂飄飄的孤絕感與白晝悲歌、深宵彈劍的悲壯氣。
「尤其清末之後，武俠小說大量加入情愛情節，讓主角徘徊在情愛之中，」曾經研究女俠角色變化的林保淳表示，女性在武俠文學中出現甚早，份量不亞於男性。但早期女性劍客也都俠義冷然，少作女兒姿態。唐傳奇中的聶隱娘就因為見官僚戲弄孩兒不忍誅殺，因此遭女尼斥責，要她「以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唐代深受佛道信仰影響，小說人物不僅能斷人所愛，也能斷己所愛。直到清朝《兒女英雄傳》裡的十三妹，個性也都還亢直特異，俠氣崢嶸。
民初武俠名家顧明道寫《荒江女俠》後，女俠行走江湖的故事紛紛重現，但這回女俠卻慢慢改變了江湖體質。尤其受鴛鴦蝴蝶派文風影響，武俠小說寫女性主角一定談到他們的感情世界，「女性感情要有著落，連帶男俠內心也開始被細細描述；不僅女性特質注入男性俠客身上，大俠發現愛情也是他們生命中的一部份，」林保淳表示，王度廬筆下包括《臥虎藏龍》在內的《鶴鐵五部曲》，更被視為民初描述大俠徘徊於情愛最精彩的一系列著作。
「王度廬奠立了武俠小說中俠骨與柔情兩大支柱的功用，從這一點看，不論王度廬小說的成就如何，在武俠小說發展上，他確實開創了一個新的面貌，」林保淳認為，王度廬筆下的主角，絕非超人英雄，也往往不像俠客，而是缺乏果斷的多情書生，江湖氣少，文人氣多，缺點更多。但李慕白的「人性化」，卻得到當時廣大讀者認同。 甚至導演李安也說，在許多武俠小說中，他談不上喜歡或欣賞哪位大俠，但自己選擇改編《臥虎藏龍》，則是一定程度認同李慕白的人生困境。
原來，作為人人景仰的大俠，其實一如才氣縱橫的失意文士，甚至人人都經常處於人生不如意中。或許，大俠的風采俠義，正是人們在平凡人生中的奢侈想像，真正的大俠，也只有在大銀幕與故紙堆中去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