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中，韓國、中國東北都有極強的反日情結，唯獨在台灣卻有相當的親日感情，這在老一輩台灣原住民身上尤為明顯，為何他們有這樣的「日本情結」？本身是卑南族的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孫大川有著第一手的觀察與看法。

我們的同胞對日本的愛恨情結的確是非常複雜的。

日本政府對原住民的影響很大，在一八九五年日本政府拿下台灣以前，如今所謂的原住民各族，並未有「族群」的觀念，那時，我們的「社會想像」僅到各部落的邊界，是名符其實的「小國寡民」。就像如今的卑南族，她原有八個主要部落，「卑南」(puyuma)只是其中一個部落的名稱；日據時代以前根本沒有所謂「卑南族」的概念，只有不同部落的概念，部落間甚至互相矛盾，相互征戰。

日本人統治台灣以後，原住民第一次被當作一個知識的對象，按照日本人類學的識別標準，如語言、風俗、宗教、社會結構，或是體質等將原住民分類，形成原住民近百年來族群認同的基礎。

日本也是第一個將警察、近代教育系統置入部落，以行政手段來統合山地原住民的政權。我們的同胞原本大多一輩子就在部落過活，是日本人的教育體系有效地將原住民菁英送到台南、日本等地唸書，讓他們面對現代社會；二次大戰時又將我們的菁英丟到到南洋打仗。事實證明這些讀過書的人，打過仗的倖存者，都因為眼界較寬，後來有的當鄉長、鄉代、縣議員等，成為各族的領導人物。不可諱言的是日本人擴大了我們的世界觀。

日本人一方面以警察系統「監視、控管」原住民，一方面又以教育系統來「教化」原住民，但這並不意味原住民在日據時代的統治架構裡，被當作一個平等的位階看待，儘管日據時代原住民已有超越部落而有族群甚至國家的概念，但綜觀整個日據時代，原住民這些超越部落的認同，卻是在一個負面的認同底下，不管日本人以「役力」來差遣原住民，或是以差別待遇的教育系統來教育原住民，原住民總是落在社會的最底層，是種「屈辱式的認同」。這也使得我們老一輩的原住民心理上見到日本人總有「矮半截」之感。許多老人家甚至一直到今天仍以能說日本語為榮，以此為進步、文明的表現。

日本帝國主義的棋子

另外，我們老一輩同胞看似「親日」的情結，還可追到根深蒂固的文化根源。

日本是一個重視紀律、法條，執行公共事務非常嚴謹的民族。日據時代官員「說一不二」的命令，在我們原住民看來「很乾脆」，很容易就接受。這跟原住民民族性裡，怳嶺奏曭A從、團隊紀律等人格價值非常貼和。我們是沒有文字的民族，許多團體公約通常都是長輩說了就算。在部落的機制裡，像阿美的年齡階級，或是排灣、魯凱的貴族制，基本上都常要求年輕人向長輩服從，這樣的機制是不是使得我們的子弟兵一到戰場上，對日本人特別地服從效忠？

我常在想，空間的轉換與超越對原住民的影響不知是什麼？就像我的姨丈到南洋去打仗，他從過去在部落狩獵、捕魚的英雄感，擴大到扛起國家、為日本天皇打仗的英雄感。過去是一種人跟動物，或是帶著宗教性的獵首儀式，但基本上這都是在個人人格以及不同部落間的戰鬥行為，如今則是為整個國家，超越部族的犧牲，那種意義是很不一樣的。

另外就是過去部落要求男人成為「真正的男人」、希望他們堅忍、英勇等價值觀，落在戰場上也得到很大的發揮。例如卑南的少年會所要耐饑、耐寒，連續幾天不睡覺，基本上已經是是軍事化的訓練了。在戰場這種人格美學的典範更加被擴大了。

我覺得原住民與日本人接觸後，發現彼此間存在許多契合的特質。例如日本人很強調身體美學像倒茶、跪拜等姿勢，原住民文化裡，一直都有這些肢體訓練，我們七、八抪釭漲悀H家，身體雖然佝僂了，但仍然有一種身體的豐采跟端莊。原住民的傳統儀式或舞蹈裡也很講究身體的姿態。從人格、身體、心靈到意志鍛鍊，我們可以看到，原住民對日本的認同有很多複雜的一面，

比較遺憾的是，這樣的認同終究還是被當作最底層的、劣等的，一種差別待遇來對待，高砂義勇隊的悲劇在此，許多倖存者到這幾年索賠問題端上台面才恍然大悟，原來所有的人都只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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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及戰爭種種回憶裡，有對英勇青春的緬懷，生死無常的感嘆，以及對日本人的愛恨情仇？圖為居住在埔里的高砂義勇隊員，右起高德生（日本名沼田茂夫）、廖信義（佐戶利明）、廖片山（德永光夫）在高宅前合影。（張良綱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