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說：「了解一個國家，最直接的方法是研究該國歷史。」地理學家則說：「大地是歷史演出的舞台，影響著歷史演變。」

「歷史地理學」正是綜合兩說的產物。任何一段時間和任何空間的交集，均可作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所謂「左圖右史」，歷史地理學就是必須左手地圖、右手歷史，雙腳還要到實地研究的一門學問。

早期的「歷史地理學」無分中外，均以歷史學者研究居多，重於復原古地理，以了解過去歷史時代的空間，來襄助歷史研究。

（黃麗梨）

歷史？地理？歷史地理？

後來，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主體逐漸成為「過去的地理」。二次大戰後，更發展出「為求了解現在」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地理的繼續性變化，加強對現在的應用價值。

在日本，開啟以地理學基礎研究歷史地理的宗派之師，為大正後期至昭和初期的小川琢治。小川雖受地質學訓練，但因他特別喜愛漢學，積極應用中國古文獻、各時代方誌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在小川琢治開風氣之下，日本當時才有較多歷史、地理兩系學生投入這個專門範疇，日比野丈夫便是小川琢治晚年的關門弟子。

中國幅員大、歷史長，要兼顧史、地，實在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世界漢學界中，此範疇的研究者也因此屈指可數。在時下日本，日比野丈夫是唯一受肯定的一位。

日比野丈夫的研究主要以秦漢到唐代的中國中古時期為主，尤其著重邊疆地區的開發。這在中國歷史地理學中，可說是冷門中的冷門，為此日比野除了精通英、法文，也能說滿、蒙、俄語。

對日比野著作相當熟稔的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冕世認為，日比野最值得推崇的是「靈活廣泛地引用各種典籍」。像是研究中國早期農業，當時氣溫、土質的情況，有時得以詩經中吟詠的植物作補證；「這點日比野甚至比中國學者還強」，李冕世表示。

在根基上，日比野出身史學，老師小川琢治卻是地質學家，因此他的地理學根基要較一般史學家紮實，也才做得出像「中國礦學史」這樣的研究。

在台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因為四十年的台海阻隔，研究學者有明顯的斷層。像文化大學的王恢、成功大學的李冕世都在七十歲以上；而年輕的一輩，則屬師範大學的施添福，但其研究僅以台灣歷史地理為限。日比野曾親至中國各地調查、考據得到的資料，因此更彌足珍貴。

二百年家學淵源，導引日比野走入漢學研究。

八千里路雲和月

日比野丈夫，生於一九一四年，為京都大學文學博士，主修東洋史，在念研究所期間即專攻中國古代歷史地理。他曾多次到中國，除了史地，對中國的民俗、美術、書法都有涉獵。中年以後並赴東南亞各國，以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基礎研究東南亞華僑史。

日比野丈夫著作等身，重要作品有：中國農業史、中國礦業史、中國沿革地理、中國歷代歷史地理研究、蒙疆考古記、山西古蹟志、中國史人名辭典、河南省碑刻畫像石、中國的美術、華僑、世界史年表等。「由其著作最可見其學問的廣闊及過人的精力」，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徐仙堯表示。

現年已七十七歲的日比野，目前擔任西宮市大手前女子大學校長，綜理校務之餘，仍授課及指導學生畢業論文，這在日本可謂罕見。日比野表示：「唯有授課才能了解學生，進而了解學校」，果真是將實地調查的治學方法用來治校。

在京都郊區的日式家宅裡，這位日本漢學界耆宿接受了本刊編輯專訪，以下是訪談內容：

（黃麗梨）

一門漢學二百年

問：您是怎麼走入漢學研究這條路？與您的祖父去過中國有沒有關聯？

答：我的祖父在江戶末期到了中國。那時日本正處於鎖國時代，中國則正當洪秀全佔領南京建立太平天國，雖然日本和滿清沒有邦交，但基於貿易考量，仍派遣一批儒學者到上海蒐集資料，我的祖父便是其中一人。

我祖父不通漢語，但對中國並非一無所知——我家與中國的淵源可以上溯元代。當時我父親用漢字、透過筆談結交了不少中國朋友。他的日記翔實記錄了在上海的所聞所見。四十年前，我將這些資料整理成「文久二年上海日記」一書。

雖然在我出世時，祖父已經去世，但家中留有中國古字畫、典籍，父親又喜歡吟作漢詩，就這樣，我自幼便對漢學有一份親近的情懷。

在我成長的時代，日本教育相當重視漢學，高中學校必修「十八史略」，春秋、左傳、史記都上過，我對中國歷史很感興趣，除了學校課程，更大量閱讀家中的中國典籍。

問：除了家學淵源，還有那些因素促成您進入漢學研究，並以「中國歷史地理」為研究主題？

答：京都大學的東洋史課程，包括中國、印度、回教國家三大領域，我當時便對唐、宋西域交通史最有興趣。畢業論文也以「唐、宋時福建的開發」為題。大學畢業後，一是因為本身興趣；二是畢業論文較偏地域研究；三是主任、學長的建議，於是開始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

日比野丈夫年輕時在中國的實地調查，除了幫助他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研究，也有助於日後對華僑的瞭解。（日比野丈夫提供）（日比野丈夫提供）

冷門大學問

問：在「光華」訪問過的數十位各國漢學家中，您是第一位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的學者，這個範疇似乎相當冷僻？

答：以現在來看，的確是的，不過在我剛踏上這個領域時，你們中國人自己的歷史地理研究相當興盛。有顧頡剛出版的「禹貢」雜誌，我和一些常在上面發表文章的青年學者，像現在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譚騏驤、西安大學教授史念海等都有聯繫，時常交換研究心得。那真是令人懷念的時期，可惜中日戰爭爆發後，刊物便停了。

問：日本方面呢？

答：日本這方面的研究歷史不長，明治初期才開始，一百廿年來被學界肯定的僅有四人，一是開山祖師小川琢治，另外兩位是他的學生森鹿上與春定男。最後一個就是我了。我是小川琢治晚年最後的關門弟子。前面三位大師皆已去世，唉！如今只剩我一人，並且後繼無人哪！

問：能不能解釋一下，歷史地理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

答：歷史地理學綜合了歷史與地理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歷史學以文獻為中心進行研究；純粹的地理學著重現地調查，歷史地理學則是以文獻為根基，加上實地調查，綜合比照兩者，找出接點。

一來研究者在基礎上就必須比歷史學或地理學多花一倍時間；其次是同一地方今昔對照，經常是不一致的，很難在短時間便做出驚天動地的結果，都是導致研究者稀少的原因。

（黃麗梨）

大陸行紀

問：您在一九三九年到中國大陸做為期二年的調查，那是什麼樣的研究計畫？

答：那一年我廿四歲，以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華特別研究員身分到大陸研究，第一年到過山東、山西、內蒙及長江流域，後一年則留在北平。後來中、日戰爭越演越烈，便告別中國。待戰爭結束後，分別又在一九四二、四三年到中國做短期調查。

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的成立導源於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當時各國協議，將得之於滿清的部分賠償金回饋中國。於是文化事業部提供金錢給學者到中國作研究，至於研究內容則完全不干涉。

問：一九三九年到中國，正值中日戰爭，您的調查不受影響嗎？尤其以「敵國」人士的身分出現？

答：在中國兩年，並沒有碰到什麼不愉快的麻煩，因為我是個單純的學者，行動較軍人自由。若要說影響，便是後來戰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八路軍盤據的地區都不能進入。

除了中國歷史地理學，日比野對中國的書法、繪畫也有不少著作。（黃麗梨）

南北有異

問：那麼當時作實地調查，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答：作實地調查，和當地人的往來非常重要。所以我每到一地，首先一定對居民強調，我不是軍人，也不是政客，純粹來作研究的。其次，便找當地人信賴的村長、鄉長或老師，透過他們的介紹來減輕民眾對外來者的恐懼。

尤其古墓、寺廟、碑坊是重要的考證據點，這些又都是中國人認為神聖的地方，如未取得信任，是很難接近的。

問：在中國兩年間，有沒有什麼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答：我記得在一個我做過實地調查的小村裡，一位村民偷偷告訴我：「日本快戰敗了。」我很驚訝，當地既無任何傳播媒體，那位村民也不識字，不知他是如何下此判斷？他說：「剛開始打仗時，日本軍隊穿戴光鮮整齊，買東西都付錢；慢慢的，衣服也破了，買東西只付一點點錢，日本打不久了。」

我所訝異的是，在我到其他地方時，也有好幾個人如此對我說。「以小觀大」靠的是生活經驗，可見中國文化的共通性，是多麼平均、廣泛地深入各地。

但中國南北卻也有相異處，除了飲食、方言不同；對日本人的態度也有異。我在北方時，受到親切的照顧，在火車上有人倒茶給我；在南方卻挨小孩子罵「鬼子！鬼子！」對日本人而言，鬼是可愛的東西，但我知道中國稱人鬼子，是非常嫌惡之意，這樣令人難過的事，我在北方不曾碰過。

這樣的現象，從歷史地理學角度來思索，我想中國北方一直有遊牧民族統治的經驗，而且北方人受地理環境影響性格較豪邁開闊；而南方人，可以說是堅持保衛中國文化傳統，不甘心受異族統治而逃往南方的開拓者，有很強的「抵抗精神」。

（黃麗梨）

來船過江南，騎馬上黃土高原

問：兩年的實地調查，對您有什麼助益？

答：這兩年的親身體驗，除了提供我完成日後眾多著作的素材，我想更大的收獲，是幫助我了解中國人。像在北平的一年，我不過是跟著一位滿州老師讀紅樓夢、學書法，有時去參觀古蹟、不然就逛逛天橋。在人與人的交流中，學到很多中國人生活上、思想上的特質，這對我日後作「華僑史」研究助益尤大。

而且我是在中共佔據大陸前作實地調查，當時不論街道、古蹟都保存良好，中國文化也維持得很好。我乘船走過江南，騎馬、坐板車來回黃土高原，以這種實實在在的方法，親身體驗了中國本來的面貌，是現在年輕一輩再無法擁有的中國經驗。

問：除了時代不同，您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和其它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比起來有沒有什麼不同？

答：在以前，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的研究並無不同。現在日本學者到中國作實地調查，限制較多，行動不若以前方便，不過那些地方，中國的學者也不見得能去，而且發表上的限制可能也比較多。

（右）日式房舍內擺設中國藝品，正是屋如其人。

嚮往中國士人

問：除了歷史地理，您對中國書法、繪畫、民俗也都有著作，這是基於個人興趣，或與所學有關？

答：中國古時的士人不都如此嗎？他們為文作詩，是文人；琴棋書畫無不精通，是藝術家；參加科舉考試為官，則是政治家。對我而言，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不僅橫的幅員很廣，縱的連續性也很長，這是其他文化所缺乏的。因此要研究唐代的長安城，必須從各種角度——整個唐代的歷史、地理，甚至經濟、政治、藝術去了解。當然我個人也景仰中國的藝術，所以這兩方面的因素都有。

問：您剛才提到中國的廣闊性和連續性，能不能請您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再深談？

答：中國幅員廣大，各個地方風土、習慣都不一樣，為什麼能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並有悠久的延續？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實，也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課題，必須放在世界史中，以更寬廣的角度來研究。

這一個問題，我自己仍沒有肯定答案，不過我想，中國文化能克服廣大地域擁有完整的連續，和很早便統一文字有關。而且中國的文字本身，便蘊含有豐富的思想內涵，加上科舉制度維繫漢字文化，使得中國文化能有悠久的連續性。

（黃麗梨）

華僑不能獨立來看

問：您的研究主題，近年來又轉向東南亞華僑史，有什麼緣故嗎？

答：我對東南亞華僑史的關心，始於大學畢業論文「唐、宋時福建的開發」。因為閩、粵是東南亞華僑的大本營，所以我開始注意這個主題。這也是何以在卅年前京都大學設立「東南亞研究中心」時，我極力主張華僑史研究是必須的部門之一。從那時起，除文獻研究，我也踏入東南亞作實地調查，有時是自己一個人去，有時則邀集四、五好友一道，像貴社介紹過的天理大學中村孝志先生便是其中一位。

問：以您對中國歷史地理的了解來研究華僑，是否有不同其他學者的見解？

答：我的研究總是強調華僑絕對不應被獨立來看，華僑的研究應屬於中國人的發展史。就像以往中國人由黃河流域向東北、向東南發展一般。

問：將華僑史獨立來看，和將華僑包括在中國發展中來看，有什麼不同結果？

答：舉例來說，常有人以唐人街來強調華僑的排外性及不融入當地。其實中國人一向有以地緣、血緣聚居的習慣，像是李家莊、牛家屯之類。在他們往外地遷移時，加上語言障礙，自然會聚集一方；即使形成唐人街，仍免不了有同鄉會的組織。

也有人說華僑是「亞洲猶太人」，專以經濟力量壓榨別人，其實他們有良好的經濟手腕，克勤克儉，何況他們在國內也會互相競爭壓榨，並不是到了異地才如此。

身為校長，日比野仍指導學生畢業論文，這在日本並不多見。（黃麗梨）

以中國眼光做中國研究

問：您好像是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看華僑史。這和京都學派的史學有關嗎？（編按：日本在中國史研究上分東京、京都兩大學派，東大重西方著作，以西方眼光看中國；京大則站在中國角度。）

答：不，我不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研究華僑史，而是站在中國史的立場來看。這和京都學派或許多少有關。但東南亞華僑史是冷門學問，東大並無專門研究，所以無法比較。

我想補充的是，二百年的家學淵源，讓我雖不是生在中國，卻以中國為故鄉。我很愛中國，這或許是我在感情上難免以中國眼光做中國研究的最大原因吧！

〔圖片說明〕

P.126

二百年家學淵源，導引日比野走入漢學研究。

P.127

日比野丈夫年輕時在中國的實地調查，除了幫助他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研究，也有助於日後對華僑的了解。（日比野丈夫提供）

P.128

除了中國歷史地理學，日比野對中國的書法、繪畫也有不少著作。

P.129

（右）日式房舍內擺設中國藝品，正是屋如其人。

P.130

身為校長，日比野仍指導學生畢業論文，這在日本並不多見。

（黃麗梨）

（黃麗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