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統計，韓國近兩年製造業的平均薪資上漲了百分之廿二．六，遠高於中華民國的百分之十四；去年韓國製造業平均月薪為八百卅五美元（我們約為八百廿五美元），逼得勞力密集的產業，紛紛做起關門及外移的打算。

匯率升值也是一大打擊。一九八五年底，一美元可兌八九○韓圜，其後升多貶少，以今年五月的一美元兌七二三韓圜來算，升值幅度達百分之十八．七六，使得和我們同樣以出口為導向的韓國產業叫苦連天。

每年來台就讀的韓國學生及華僑總有數百人，他們都是韓國企業進軍台灣及大陸的生力軍。

出口減退，進口卻大幅揚升。今年上半年，韓國對外貿易逆差高達六三．四億美元，打破了歷史紀錄；尤其對美國也出現十多億美元的逆差，是九年來僅見的現象。相對於我們今年上半年的五三．三億美元貿易出超，韓國顯然「鬧窮」得多。

根據經濟建設委員會專員吳家興觀察，今年韓國貿易赤字大幅增長，首要原因是韓國政府履行競選諾言，興建二百萬戶國民住宅，內需旺盛，使得原本可供外銷的玻璃、水泥、鋼鐵等建材，反倒需要進口。其次，企業界為了擴充發展，大量向外採購機器設備，佔了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卅七左右。這種逆差有助於產業的未來發展，應該算是「好事」。不過，平均所得剛達到六千美元的韓國國民，也開始「對花錢的興趣比賺錢大」，則令韓國社會學者引以為憂。

台灣紡織品水準仍略領先韓國，是銷韓的重要產品之一。圖為外貿協會舉辦的紡織展。（本刊資料）（張良綱）

更令韓國經濟學者擔心的，是產業結構的不均衡：為數不過一千多家的大企業（其中許多還是屬於同一個財團）佔了全國總生產額的六成以上，剩下的則分屬近五萬家中小型企業。大財團的過度膨脹，引發了許多經濟、政治、社會上的後遺症。

「重覆投資、過度投資，造成浪費」，這是中華經研院韓國專家金克宜的觀察：每一個大財團都拚命發展重化工業，而產業內的協調又沒做好，生產過剩、虧本輸出，使企業損傷累累。

大財團有政府撐腰，長期以來刻意壓低工資，造成貧富不均、勞資糾紛白熱化。今年五月初，韓國第七大財團韓進公司的工會領袖被警方拘留時死亡，又引發近百萬工人及學生的街頭示威及罷工，許多外資廠商撤資關門，還有不少外銷訂單轉落台灣及大陸手中。這種政治、社會的動盪，算來也是近廿年來產業政策失衡的副作用。

土地與環保成本的上漲，延緩了我們重化工業的發展；韓國則已快速進展。圖為雲林縣為離島工業區編定而舉行的遊行大會。（張良綱）

有趣的是，台灣企業界對具有強力研發及國際行銷能力的韓國大企業頗表羨慕；但反過來，韓國對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產業形態，同樣稱羨不已。

「中小企業應變快，又擅長少量多樣式生產，正符合未來分眾化、個性化的消費趨勢」，韓國駐華貿易中心館長金弘志認為，企業大小，各有特色，而中小企業還有帶動民間活力及均衡財富分配的好處。因此韓國近幾年也開始截「大」補「小」，停止對大財團的融資、利率等優惠措施，導致大企業的對外競爭力大受影響，這從近三年來韓國出口嚴重衰退便可看出端倪；而大財團熱中土地炒作，更對韓國經濟、社會造成衝擊。

韓國和台灣，產業結構不同，卻同處在政、經、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對一向是「競爭性大於互補性」的貿易對手，未來要如何分高下？這就要看誰能先跳脫瓶頸、完成產業升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