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遍世界，你告訴人家：台灣有權利參加、也有能力貢獻WHO，沒有人不同意，」這是台灣很多醫師、學者、官員共同的經驗。但是事實上，台灣三十多年來，始終不是WHO的一分子。

為什麼強調跨越種族、宗教、經濟、社會藩籬，以追求全人類健康為宗旨的世界衛生組織，不能將台灣納入它的國際網路中？

事情是這樣的。台灣自一九七二年退出聯合國後，也被迫退出同屬聯合國行政體系的WHO。在台灣若干醫界人士的奔走呼籲後，一九九七年外交部正式致函WHO幹事長，促請其邀請我國以「觀察員」身分參與該組織，WHO回覆指出，台灣申請案涉及違反聯合國及世界衛生大會的決議，恐將引起爭議，因此無法同意。第二年以後，我國改以洽請友邦於每年世界衛生大會（WHA，是WHO的最高權力機構）舉辦期間提案，促請大會通過決議，邀台灣成為觀察員。但是每年WHA討論這個提案時，中共以及多數的國家皆以「一個中國政策」立場反對，因而多年來台灣加入WHO的提案始終無法順利列入大會議程。

WHO是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提案成立的衛生領域專門機構，統籌過去三個相關國際機構負擔的公共衛生及緊急衛生等工作，一九四八年，「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生效，WHO正式成立，總部設在日內瓦。每年召開一次世界衛生大會、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並在世界各地設立六個區域委員會及辦公室。

WHO成立的宗旨是「使全世界人民獲得最高可能水準的健康」，主要任務是指導和協調國際衛生工作；除依各國需求協助該國衛生事業、提供技術合作，與促進防治流行病、地方病和其他疾病外，環境、婦幼、食品衛生及藥物國際標準等也都是WHO的工作範圍。而會員國除向WHO提出申請援助，亦有貢獻其他國家技術、經驗等義務。

台灣公共衛生推展成效突出，深入鄉間，肺結核、B型肝炎等傳染病防治經驗，常是其他國家取法的對象。（張良綱攝）

病毒細菌全球飛

「在這個疾病控制無國界的時代，細菌全球到處飛，飛到台灣就停止了嗎？」在國際醫學界頗受敬重的台大醫學院外科名譽教授李俊仁質問。由李俊仁擔任世界理事長的國際外科學會，在世界一百三十多個國家擁有分會，他常常代表國際外科學會受邀在WHO的一些委員會擔任學術諮詢工作，但卻只能在私下交誼場合以「台灣來的醫生」身分，傳達台灣希望加入WHO的願望。

「如果我們在WHO的疫情通報體系，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疫情，台灣都會被通知，」陽明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教授黃嵩立指出，目前台灣是處在疫情無人通知的孤立狀態，只靠著各國友好的官員或非官方的管道獲得疫情訊息。以近年來世界各地不斷發生的疫情來看，從九六年開始，日本大阪大腸桿菌大流行，隔年香港發生禽流感病毒，接著腸病毒橫掃台灣全島，馬來西亞也出現立百病毒，紐約則發現從未在西半球出現的西尼羅病毒感染......，在全球化腳步日益快速的今天，「從疾病管制的角度上，加入WHO十分迫切，」黃嵩立指出。

台灣在全球疾病監測系統缺席的危險，正呼應了WHO執委會在二○○一年通過的一○七號決議文：由於快速增加的人口流動、國際貿易、生物食品的成長、食物製程的改變，以及社會環境的變遷，今天國際間在流行病警訊及回應上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重要。

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對全球已開發及新興工業國家所做的醫療成就評比中，台灣的醫療水準排名第二，僅次於瑞典。（張良綱攝）

昧於世界趨勢

疾病控制的需要之外，台灣由於退出WHO，無法參與全球衛生政策的討論，被隔離於世界衛生趨勢之外，也讓許多學者十分憂慮，唯恐台灣公共衛生的發展受到侷限。台大衛生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張玨就是一個例子。她常以世界心理衛生聯盟理事及婦女研究學者的身分，參與聯合國的相關會議與座談，讓她深感台灣公共衛生界國際化的迫切需要，多年來她不但個人積極觀察聯合國運作、參與一些合作方案，還呼籲台灣勞工、人權、愛滋病、原住民等各種民間組織跨出台灣，多觀摩國際非政府組織間的互動。

「聯合國底下不只有WHO，其他如國際勞工組織、婦女基金會、兒童基金會等，都與健康議題有關，各個層面我們都應該要關心、參與，」張玨認為，十年來，台灣把太多重心放在全民健保上，忽略制定具有全貌視野的國家衛生政策，因此希望透過國內民間衛生組織開拓國際視野，來思考台灣自己的方向，並協助及監督政府展開需要的工作。

在她的號召下，國內五、六個民間團體近兩年都到聯合國，參與或觀摩了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委員會的互動及相關活動。

「參加WHO可以讓我們發現自己需要的議題，」張玨認為，台灣在公共衛生議題的思考及行動上，仍然落後國際許多。以她研究的婦女及心理衛生為例，世界各國目前都已為被長期忽略的婦女健康而努力，而台灣多年來只做婦幼衛生，即便近年來推動的子宮頸抹片、乳房檢查，也是跟著國外走，缺少有系統找出台灣婦女真正需要的健康醫療方向。「做衛生政策不能躲在象牙塔裡，」她呼籲，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學者，應多和國際間互動，回過頭來更能檢視自己國家的需要。

對類似愛滋病這種全球關注的衛生議題，台灣如何汲取國際經驗與貢獻所長，是推動進入WHO的同時，應該一併思考的問題。（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提供）

善盡國際義務

醫療衛生發展的國際化，除向國際取經、運用於國內的需要外，在地球村時代，台灣也希望回饋社會，將自己的資源提供給世界上其他需要的人。尤其伴隨經濟的發展、生活的改善，台灣在醫療上的成就有目共睹，目前國際上關注的疾病，例如瘧疾、肺結核、愛滋、菸害防治、B型肝炎，在台灣都有不錯的成效。一九六○年代瘧疾已在台灣根除；肺結核的防治則得力於衛生所制度中的公共衛生護士，將藥品送達病患家中，而成效斐然；另外，因缺乏廣大市場，而不受國際大藥廠重視的「孤兒藥品」、「孤兒疫苗」，台灣因地處亞熱帶及因應地方疾病需求而研發出的成果都值得與世界分享。

事實上，近年來台灣專家也常受邀到其他國家提供公共衛生的「台灣經驗」，比如烏茲別克推動B型肝炎防治、聖多美普林西比擬定瘧疾防治計劃等。

醫療方面，除了一般內、外科及次專科都有不錯的水準外，「台灣的重症醫療、內視鏡檢查、開心手術、器官移植等更有突出的成就，」李俊仁指出，僅僅一所台灣大學就累積了近二萬個開心手術、五百個心臟移植成功病例，是相當傑出的成就。

另一方面，台灣醫界想盡一點國際義務卻苦無管道的窘境，也使他們不得不在適當機會爭取進入WHO。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病毒學者何美鄉便有一個難忘的經歷。

一九九三年蘇聯解體，隔年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中亞各國因為經濟困頓，孩童疫苗十分缺乏，WHO歐洲區域辦公室於是向國際間發出募款呼籲，何美鄉基於與WHO官員的私誼，設法在國內募款協助，當時的衛生署長張博雅十分幫忙，三天內籌到了二十萬美金的捐款，這筆款項後來卻因為中共抗議及捐款名義等問題無法捐出。幾個月後，她看到時代雜誌封面報導她十分景仰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理事長Jim Grant，諄諄呼籲全世界捐款購買疫苗給中亞的那幾個國家，而Jim不久後就去世了。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震撼，」她說，組織應該是幫助人解決問題的地方，為什麼卻成了一個阻礙？後來她向WHO官員朋友反應了這樣的氣憤，朋友表示，台灣為何不嘗試爭取加入WHO呢？這個經歷，促使她回國後串聯一些醫界人士，積極遊說外交部，爭取台灣重返WHO。

國際衛生合作起步走

當然，參與國際公共衛生事務，不必然一定得透過國際組織，目前台灣的若干民間組織，如慈濟國際人醫學會、羅慧夫顱顏基金、路竹會等，以行善、人道關懷的動機出發，已經默默為亞洲及第三世界國家做了許多服務。但是，有一個對整體國際公共衛生更有助益、目前台灣卻很少進行的，則是參與國際衛生合作計畫。

由於參與國際衛生合作計劃，需要長時間在教育等資源投入，若能借助國際組織，更可以讓國內醫療成就有效地在國際上發揮。

兩年前由一群醫界人士組成的「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就希望在這一方面著力，「台灣內部的公共衛生雖然做的不錯，但國際公共衛生領域涉及與國際組織合作、和民間、政府資源的整合，又是另一個專業，台灣人才還十分缺乏。」該聯盟秘書長、陽明大學教授黃嵩立表示，目前他在陽明大學開設的國際衛生學程，就是要培養能夠設計和執行國際衛生合作計畫的人才。

醫界各顯神通

衛生學者之外，許多醫生也透過自己在專業領域的影響力，把台灣的困境以各種方式傳達出去。近年來，台灣醫界人士因為傑出的專業與領導能力，紛紛在各種專業國際醫療組織擔任要職。

台大外科教授李俊仁因為擔任國際外科學會世界理事長，國內政府民間組觀摩團，曾以該會專家名義參加WHO區域委員會年會；近幾年WHO邀請他參加「菸害防治公約」的討論，有兩年他就邀請中興大學的經濟教授以國際外科學會會長的資深顧問名義代表他與會，「運用種種機會，讓台灣各方面的專家參與WHO，增加能見度，同時展現台灣幫忙其他國家的能力，」李俊仁說，雖然台灣在加入WHO上不斷受挫，仍要把握機會積極與國際互動，一旦時機成熟，才能順利與國際接軌。

去年五月，中華民國女醫師協會理事長李克怡主辦的「國際女醫師協會西太平洋區域會議」在台灣圓滿成功，總會會長深受感動，不但在大會閉幕典禮上宣布，未來要以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身分支持台灣加入WHO，回國後更主動提出讓李克怡代表國際女醫師協會參加WHO西太平洋區域委員會年會。此外，長庚醫院醫師、亞澳癲癇協會會長施茂雄，目前擔任國際癲癇總會副會長，也積極倡導以非政府組織的力量來影響各國政府。

「各國醫界的支持很重要，因為醫師可以影響政治，有一天更可能當上行政主管，投下幫助我們的一票，」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吳運東，不但呼籲他領導的國內三萬名醫師關心WHO議題，動員各縣市醫師代表組團赴日內瓦參與遊說造勢活動，也運用他個人在日本、韓國醫界的深厚人脈，遊說該國政府。

德不孤，必有鄰

台灣醫生、學者的奔走努力，近年來也得到許多國際醫療界的支持，「世界醫學會」、「國際小兒科醫學會」、「傳統自然醫學世界大會」、「國際女醫師協會」等團體及會議，紛紛通過支持台灣成為WHO觀察員的決議。去年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一百多位教授聯名寫信給也是該院校友的WHO幹事長布琅蘭，促她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加入WHO，並採取必要行動遊說WHO會員國予以支持。

醫界的漣漪逐漸擴展到各國政界，歐洲議會、中美洲議會、比利時等歐洲多國的國會及美國國會一波波通過支持台灣的決議。更鼓舞台灣醫界的，是去年五月美國衛生暨福利部部長湯普森的公開支持，他在「世界醫學會」年會午宴演說中表示，促進世界衛生的工作是跨越政治界線的，雖然知道這是一個爭議性的議題，但是美國不會怯於採取公開的立場。

在國際輿論方面，去年五月《華盛頓時報》呼籲美國政府應「帶頭終結三十年來的愚昧」；歐洲各國的重要媒體也都自不同角度大加聲援；日本《產經新聞》社論則指出，台、日間一年有二百萬人次往來，如果發生傳染病，卻受限於台灣不是WHO成員而延誤，後果嚴重，「希望小泉首相超越外務省投機主義的格局，對台灣加入WHO作下支持的決斷。」

真心誠意

綜觀去年，雖然台灣在爭取WHO議題上已獲得國際社會諸多的道義支持，仍無法改變不能入會的現實。未來在繼續爭取加入WHO的路上，是否有什麼仍待努力之處？

「有沒有真正去做對國際社會有幫助的事，」李俊仁指出，WHO仍有許多理想沒有執行，即便有些大國也沒有真正去落實，台灣是否真有意願提供資源、能力貢獻國際社會？

近年來黃嵩立有機會拜訪一些國家的醫療團體、國會議員、衛生部，他的經驗是，民間所能做的只是初步的接觸和議題的陳述，接下來就要由政府繼續追蹤或出面簽訂一些合作計畫。比如有一次德國議員問他，台灣是否有興趣參與東歐肺結核的防治計畫，但鑒於台灣官方醫療援外範圍目前仍限於邦交國，他們也無法承諾什麼，「這種動輒百萬美金的支援，當然需要政府出面。但是現今對國際醫療合作支援的整體方向，政府和議會尚未形成共識，編列的預算仍低於聯合國的標準，」黃嵩立認為，台灣參與國際衛生醫療的方向為何，政府還需要進一步思考。

另外，其他醫界人士也常提出如：如何加強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共同參與國際衛生計畫？政府醫療團援外的做法是否需要檢討、調整？如何鼓勵民間團體參與國際事務？等等，都是台灣推動進入WHO的同時，可以一併考量與改善的問題。

「我們應該把加入WHO當成台灣學習成長與善盡國際義務的機會，」許多有識之士殷切期盼，減少功利目的，台灣更能博得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