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一個大學社團刊物編輯會議上，發現幾乎所有編輯們都提出同一個題材，要探討「我們社會得了什麼病？」「我們該做些什麼？」討論很激烈，但都圍繞著問題和各類引發問題的事件，根據多是平面、電子各媒體所提供的資訊與意見，但沒有人提出答案，有的是人云亦云的批判和共同的憂心。
在時間巨輪朝著二十一世紀滾動的當兒，生活在台灣的民眾，似乎都有一種感覺，這部時光列車速度越來越快，似乎，層出不窮的災難與情色暴力新聞報導，無時無刻無處不出現的討論與責難，讓我們感覺到，從前那個安全溫馨的寶島，正在以重力加速度，向著無邊無際的黑洞下墜，而我們內心一片惶恐，卻除了跟著大嚷大叫之外，其實一籌莫展，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到什麼地方。
文字與視聽媒體上無休止的辯論與檢討之中，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似乎也發揮不了什麼真正的作用，因為還來不及仔細沉澱出自己的思想主張，第二天總會有新的發展或事件，將我們再引向另一聚焦點，展開另一波充滿或嘆息、或憤怒、或焦急、或無奈的情緒，逐漸傳染發酵而成一種「集體焦慮」症。
究此現象，我們發現這或許和台灣新興媒體生態有些關連。九○年代後暴增的媒體，需求巨大的新聞量來填滿；無區隔或區隔有限的資訊市場，也使得新聞事件經由報章、雜誌、廣播、電視在極有限的時空中一再出現，很自然地產生累積與放大效應。於是，感官不自覺浸淫其中的視聽大眾，也很自然地失去了自我的空間。看起來，我們的確擁有最大的言論自由，但深層的思想自主，卻反而成為一種奢求。
工業社會、科技文明的發展，成了另一種美好的捆綁。當初，社會學者對於產業革命所帶給人類的各項增添生活效率與趣味的工具，如冰箱、洗衣機、電視、電話充滿期待，預估人類將從無休止的工作中被解放，人們將因突然增加大把大把的時間而能悠悠閒閒地從事更多的思考、運動和娛樂，人類文明也將因而更加進步、和諧，遠景一片光明。
然而，事實的發展卻並非如此，暫且不論南北國家間鉅大的生活差異，只看台灣本身所經歷的社會變遷，對許多人來說，電器化、轎車代步的家庭雖然省卻不少時間，擁有更新更好的「東西」卻成為生活目標，「進步發達」成為「賺錢發財」的同義辭，我們不禁要問：家庭自動化讓我們有更多時間跟家人相處了嗎？自己更有時間看看書、寫寫信、做做運動、想想事情了嗎？似乎，現代化的生活將我們從勞役中解放出來後，我們卻將自己送入另一種牢籠，忙著交際、開會、娛樂，結果更失去了自我的心境！
或者，這比一個接著一個的社會新聞、災變事件更需要我們的注意與反思，更能直攻問題核心，以嶄新的思維方向來尋求心靈桃花源，而假如每一個人都能在自我生活所及的範圍中，尋獲一片淨土，社會便能發揮自療能力。
這樣的思考也正是這期封面故事「隔周休二日，開低走高」、「尋找偉大的悠閒者」及哲學大家勞思光教授的「閒談閒適」的主要思維。政府大力推廣的隔周休二日，是否能讓我們從「忙、盲、茫」的生活中踏出，讓生命多幾個氣孔，讓心情多一份閒適、少一點競爭，好自然地在待人處事時多一點柔和婉約？我們可不希望大周末只造就了休閒工業的商機，把錢和閒堆砌成另一種煩惱，到頭來更失去了自我。
但凡談閒適、講人性，總要回歸到人類文化發源的母體，脫離不了孕育萬物的山川宇宙，離了自然，或是失去了任何民族與自然交織互動而形成的文化，就有失根的危險。說起來，近來台灣所發生的亂象，多少和我們自農業社會走入工業社會時的腳步太急、以致於土地成為價格的代名詞時失去了它的價值。在採訪亞蔬中心時，多年來親近土地和植物的鄒篪生主任有著發人深省的觀察：台灣自農業社會邁入工業文化時，不自覺地丟掉了農業社會的價值觀，「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守望相助」、「刻苦耐勞」這些安定社會的根本。
我們無法重回農業時代，但重拾數千年來農業文化所孕育的價值觀卻可以是自我的選擇與思考。「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只要尋得悠然二字，又何必一定得東籬南山，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