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規劃，十年之內，台灣將有一百所大學。大學之門廣開引發了各種辯論，其中討論最激烈的就是「高學歷高失業率」、「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等。

坐臥書鄉，與古今心靈神交，大學是知識的殿堂，千古不變。（薛繼光）

大學與就業市場之間的基本問題是，念大學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四年大學可以為三、四十年的工作生涯，提供什麼樣的準備？大學該是「專精」還是「通博」的教育？兩者能否平衡？

國內半導體產業龍頭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日前應台北市政府之邀，以「二十一世紀新人才」為題發表演講，他所列出人才的「規格」包括：能積極參與政治和社會工作、具備國際視野、以合作為樂、具備科技常識、有獨立思考能力，最後要是「專精的通才」。

張忠謀並沒有說出什麼樣的教育能培養出又「專」、又「通」的人才，他倒是批評了台灣和美國教育的通病—— 強調專業知識詳盡的灌輸。其中台灣的問題又更嚴重，因為台灣的教育忙著要學生硬記專業知識，沒有時間教育「通才」。

綠蔭樹下談天說地，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為人生添上豐富記憶。（薛繼光）

市場的「熱」指標

企業的用人取向，會不會成為教育方針的新指標，還不知道。倒是大學早就嗅出，名列最受大學生歡迎的演講者之一張忠謀所領軍的半導體業，是吸引人才的「大黑洞」，而有所回應。

高科技業的熱絡景象，讓只要畢業自與「電」相關科系的學生，都往這跑。其中與半導體業最相關的電機系，因而成為好幾所名校的「第一大系」。交大、台大、清大的電機系都因為師生人數超過或將近上千人，太過膨脹，無法在傳統的行政組織下運作，而升格為電機資訊學院。

市場導致科系冷冷熱熱，讓在電機系任教的台灣大學教務長李嗣涔記憶猶新，「三十年前台大第一志願是土木系，因為國家需要建設，建公路、鐵路、水庫；邁向已開發國家後，土木系有點走下坡，前幾年捷運動工，又成為一個高峰；物理系在楊振寧拿到諾貝爾獎後，也風光了十年。」

就工學院的領域來說，「其實化工才是無所不在，但因為研發穩定，技術可以用買的，已經成為成熟領域，所以對人才的需求有限，」李嗣涔說，相對的，電機系早期研究真空管，現在是開發半導體，不斷有新功能湧現，才導致需求越來越大。但他預見十年、二十年後電機系也可能到達瓶頸，雖然半導體產品越來越小，功能越來越強大，但原子總有一定大小，如果晶片不能再縮小下去，也可能走到盡頭。

大學的功能之一在滿足就業市場需求，理工學院如此，文法商亦然，只是出路冷熱、寬窄有所不同。

政大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的許瑞蘭說，從大一她就有危機感，畢業後除非當老師比較得心應手，否則英文系「廣而不精」，好像什麼事都可以做，老師、秘書、翻譯出版，而且文史哲科系的出路問題都很類似。

從杜鵑花開的季節開始，校園徵才活動就熱熱鬧鬧的從北到南巡迴上演，連一向捧著教職「鐵飯碗」的師大人，都在教育部放寬師資培育的條件後，同樣面臨「畢業就是失業」的問題，有史以來首次舉辦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埋首書堆之餘，也可以遊於藝，音樂演奏、欣賞，是生活的一部分。（薛繼光）

人力需求的假象

然而，市場領導教育走向，或者為因應國家經濟發展而擬定的人力規劃，也越來越受到批評。

「四一○」教改聯盟總召集人、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曾為文指出，以當前政治經濟社會需求為基礎，來預測未來三十年的人力市場，是非常「危險」的事。

黃武雄說，以國家規劃著力最深的技職教育來說，台灣自一九六○年開始提倡技職教育，一九六五年高中、高職人數比例為六比四；到一九八五年反過來膨脹為三比七。但當台灣產業逐漸邁向現代化，已經不再需要大批初級技術的人力，許多行業在十年二十年內陸續遭到淘汰，如製衣工程科、模具工程科、陶業工程科、電機冷凍科等。然而職業學校的訓練卻過於「窄化」，沒有培養出學生因應社會變遷的能力，以致面臨失業困境時難以轉業。

「人力規畫對早期國家經濟建設有助力，快速提供了基層人力；但是當國民所得越來越高，這種教育已經不能滿足民眾，大家還是要升學，」前行政院教改會執行秘書、台灣科技大學教授曾憲政說，即使百分之七十的國中生進入技職體系，但大多數父母的心態仍是，希望自己子女能念大學，從此高職專科生轉入一條曲折的「羊腸小徑」，不是重考就是報考插大。歷年大學聯考，平均百分之十二來自高職與五專生。

知識的傳達不只是單向吸收，討論切磋，更能激盪出智慧的火花。（薛繼光）

法政、教育人才過剩？

有時人力預測還可能出現偏差。

南華管理學院校長龔鵬程指出，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未來十年高級人力需求與高等教育政策」的報告，八十二年教育科人力的供給，超過社會需求二三七人、文科更超過五五九八人、法科也超過五六○七人。經建會的報告則估計，七十九年到八十九年，大學以上工科人力，平均每年的供給將不足五千人。

但研考會同一年的研究又顯示，社會對大學以上人力的需求，以商科最多，佔百分之二十四；文科其次，佔百分之二十；工科僅佔百分之十七。 行政院青輔會八十二年「專科以上學生就職狀況調查」同樣顯示，文科學生的就業率僅次於醫科。

「若從社會需求面來看，能說出個道理，我們也同意，」龔鵬程說，但是目前商科有一百一十五系三十五所、工科有一二四系七一所，法科只有十二系七所。工科學生高達二十一萬五千人，法科學生只有六千人。當社會邁向法制化，工商領域延伸出來的法律問題，要怎麼解決？台灣目前有社教機構四二五所，但全台灣只有一個師大社教系，每年畢業六十人；他質疑到底是何基礎推論法科、教育人才過剩？

大學的理想色彩淡化了嗎？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在台大演講，談到大學角色時形容大學是「革命的團體」，應帶領社會走向未知世界。（薛繼光）

「共筆」怪現象

市場領導教育還可能引發教學上的弊病。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說，對法律系學生來說，考上司法官、高考是最好的出路，「有些學生上課只想具體知道如何答考題，選課標準就是老師的教書方式是不是對考試有用。」甚至有老師因為看學生的筆記記不好，指定做得好的同學給其他人參考，以提高系上的錄取率，結果變成學生也不做筆記了，反正有班費可以影印給大家，這個現象還有個名詞叫「共筆」。

兩年前行政院教改會完成「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的重點之一是，過去以人力需求的推估，管制高等教育科系的設立增減，應該「鬆綁」。

教育不能「窄化」成只為經濟服務，但現實的狀況是，「大部分家長之所以肯花錢讓孩子來念大學，絕不是希望孩子以後熱衷於真理的追求，而是為了使孩子將來能找到好職業，」靜宜大學校長李家同明白地說。

「我們承認教育不可能是象牙塔，因為涉及國家資源的運用，但非常弔詭的是，教育作為一種市場性需求，本身就不能應付市場，」任教於南華管理學院的林谷芳說，社會變化的速度遠遠超過靜態的校園，尤其到了資訊時代，在校園學到最新技術，使用的最新設備，出去就落伍了。

男生的感受也許更深，畢業後當兵一年十個月，再回到就業市場，都會發現企業使用的電腦機種，或軟體，早就不是學校的那一套。

學也無涯，知也無涯。大學不是學習的終點站，回頭充電是時代的趨勢，也與時代同步邁進。（薛繼光）

通才有利於競爭

即使是為了找工作的理由，靜宜大學校長李家同認為，太過專業，而無宏觀；或過分強調「實用」的技術，也不利於競爭，反而會限制學生的事業發展。舉例而言，英文系學生如果沒有一般性常識，連翻譯的工作都做不好。要培養口譯人才，也不能讓學生只懂英文，還要有廣博的知識，才能應付各種不同內容的翻譯。

同樣道理，理工科系學生，也會面臨管理上的困難。我國產業尤其以外銷為主，要把產品行銷出去，就必須熟悉各國的風土人情、文化、掌握國際動態。理工科系學生如果只知道理工的專業知識，就只能做技術工作，而無法參與公司重大決策。

「哪個學門不是跨領域？」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說，法律系的學生能只在法條上打轉嗎？若不了解青少年犯罪、股票市場運作，當了律師、法官，能只憑六法全書判案嗎？

「因為社會上某個職業成立科系，反而會限制學生的出路，」李家同舉例，三十年前「核子工程系」熱門一時，但現在一般人談「核」色變，清大的核工系也不得不隨社會情勢變更為「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清大「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主任周懷樸形容改名是「演變」過程，十幾年來立法院每年審台電預算，就引發核能攻防戰，核能產業的市場擴展得非常慢。但改名不能說改就改，課程和研究內容都要事前規劃，他們也體認到時代變化太快，連五年後的情勢都無法預知，只懂一門知識難以應變，系統科學的方向就是要學生了解如何「整合」材料、熱流、核工等不同知識。

更改系名是扭轉劣勢的最快方式。台大教務長李嗣涔指出，農學院有十二個系，但外界印象總覺得農業很落伍、古老，和高科技攀不上邊，轉出去的學生比轉進來的多，面臨危機，因此也在討論是不是改名、重新組合課程，希望能與永續資源、生物資源、環境科學、生命科學等領域結合。

載歌載舞為校慶生，今日我以你為榮，來日你以我為榮。（薛繼光）

分化的危機

科系成立與社會分工、發展的觀念有關。分工導致知識切割，好像每個領域都該有個學門；而發展理論強調「數大就是美」，發展大學、爭取資源的最快方式就是增設系所，有系所才有教師員額，才有學生。

術業有專攻，無可置疑。大學分科，也是自古有之。孔門之學即分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南朝宋文帝將大學分為「玄」、「儒」、「文」、「史」四學。西方中古大學也分文法、修辭、邏輯三科，或算術、幾何、音樂及天文四科，合起來稱為「七通藝」。

但今日學術專門化卻越來越烈、越來越細。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金耀基在其著作《大學之理念》中指出，美國加州大學的課程有一萬門之多，不但發生「隔行如隔山」的現象，即使同行的學者也往往無法溝通其所見所學、做有意義的交流。分化的危機可能導致人們「不能對過去做正確的解釋、不能對現在做合理的判斷、不能對未來有所展望。」

大學本科教育一向標舉通識的美國，在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專業化、市場化壓力，使得通識課程趨於渙散，也感受到「什麼構成一個知識人」的大困惑。

一九七八年，美國哈佛大學提出一份重新探索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報告」，引起全美國注意，輿論稱之為「一個靜默的革命」。

哈佛列出文學、藝術、歷史、社會分析、道德哲學、自然科學、數學、外國語言、外國文化等領域，每個領域又有八至十門課，每個學生都要在這些所有領域中選讀一門課。

這份三十六頁報告的意義是，「在一個日益專業化的時代，哈佛在全面辯論研究之後，仍然肯定了通識教育的價值；在大學越來越以學系為壁壘的氣候下，哈佛仍然有勇氣突破學系的藩籬，」金耀基說。

靜默的革命

對知識領域應有整體性了解，在國內大學也有共鳴。

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曾經指出，大學教育最大困境就在，把知識化約成操作性的訓練。他認為，任何領域都有「整體性了解」和「分析性認識」兩部分，如果抽離了前者，再把後者化約成操作性訓練，就只剩下技術意識。這樣的問題可能發生在科學、法律、經濟、語言、文字訓詁、詩詞歌賦任何領域。

然而，通識教育在台灣激起的漣漪卻不像美國那麼廣泛。因為在台灣推行「通識」，有些歷史性的包袱。

清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林安梧表示，學生總是把通識和大學共同科目如「軍護」、「國父思想」、「大陸問題研究」等負有傳達國家意識的任務，聯想在一起。所幸現在已經「走過共同科時代」。

「為什麼要通識，因為人是統合的，社會也是全面的，」龔鵬程說，活在社會總會碰到法律問題，回到家要聽音樂、買書，總要有點藝術欣賞能力。何況，很多問題不是單一角度可以解決，他舉例，生死學就觸及醫學、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領域。

十多年前台大校長虞兆中就體認到，從人的心智發展來看，「很少人的傾向狹隘到只能在數學或哲學一門學科裡出入。」但大學分科太早，偏重專業課程的設計，使學生缺乏本科以外的知識，無法全面關照現代知識的發展。

他雖然有心彌補專業導向，但實際的況狀是，以台大來說，一個年級學生三千五百人，即使五十人一班，也要數十位老師，目前在大學任教的老師都是專業體系下成長的人，能不能勝任通識課程就是問題。於是台大曾經開出像「寶石鑑定」、「寵物保健」等實用卻不太符合通識精神的課程。其他學校也有開設「星座與愛情」、「勘輿學」的例子，結果讓通識教育的面貌更模糊不清。

至於一般學生的反應如何呢？

台大國際企業系三年級的莊筱雅說，通識課在學生心目中的份量沒有那麼重要，有時是從「使用性」來看，有時是因為必修課已經花去太多時間。不過也要看老師教得好不好，像她修了「西洋音樂欣賞」，就覺得很能調劑讀書壓力。她覺得大學應該學得「寬廣」，因為進大學時才十八歲，有時還不太清楚自己的興趣，如果領域太窄，就有轉換的困難。

但電機系的洪樂文就持相反意見，「大學如果什麼都學，八年也學不完，」他認為還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專業，否則分系就沒有意義。如果通識課程是希望學生能廣泛觸及其他領域，選修外系課程已經達到這樣的目的了。

台大共同教育委員會曾經討論希望將十二個學分的通識課程，增加到三十個，結果大部分系所都認為自己科系的課程更重要而反對。

由人的原點出發

「當你完全了解了太陽、大氣層以及地球的運轉，你仍會錯過了落日的霞輝，」西洋哲學家懷海德說。

「通識本身的提倡，對老師就是很重要的教育，」文化評論者林谷芳指出，南華成立時就把通識教育視為創校理念，但還是發現觀念問題最難突破，因為「現代人常覺得自己被尊重是因為我的專業，而不是我的人。」雖然一門學問最初讀時是某某學導論，但真的得弄通，才教得好，「通識挑戰意味很濃，但大家都誤以為很簡單。」

通識範圍看起來很廣，但還是由基礎出發，林谷芳認為，任何學科都可以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超自然或自我」三個層次來看。就以地球科學這門專業學科為例，人所認識的自然是專業，提升到人與生態的互動、人與未來生命處境就是通識。

中國人對「通才」常用「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來形容，林谷芳說，這句話不是指他的學問多麼淵博，而是指關心層面，「由人的原點放射出去，以宇宙為依歸，所以天文地理都會和我發生關係。」但學科分化，讓學生以為很多學問和我們沒關係，通識「代表人回到學問與生命關係的原點」。

打破系的格局

不少大學顯然也有這樣的共識，試圖打破專業壁壘、科系本位。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去年開始試行大一「分院不分系」招生，把國際企業、財稅金融、會計、企管四個系，各分出十個名額實施大一不分系，之所以沒有全面推動，主要是想先測試考生接受的程度。

其實，「分院不分系」的做法八、九年前中央大學理學院就實施過，只要考上理學院的學生，修過前兩年基礎課程後，不需經過任何篩選，就可以從數學、物理、大氣物理、地球物理四個系中，自由選擇自己想念的科系。不過這項彈性制度後來卻導致學生一窩蜂選擇物理系，造成師資分配及教學負擔的不均衡，因而停擺。

台大教務長李嗣涔指出，管理學院也一直想把系架構取消，但公立大學山頭林立、人事結構上很難做大幅度調整，新學校背負的壓力小，比較容易做到。

公立大學行政主管普遍認為，學程也許是比較好的作法。政大傳播學院將在今年開始，把新聞、廣告、廣播電視三系的課程架構「翻一遍」，不再以系的觀念為主導，而是從人文社會科學知識、新聞專業、理論基礎三個領域出發，設計出十一項學程，廣泛觸及新聞寫作、廣電、數位傳播、公關等課程。

「所有討論應是有沒有回歸到教育本質？」政大新聞系教授鍾蔚文說，「廣告、廣電、新聞難道是各自獨立的嗎？也許我們該問這些工作的本質，即使沒有答案，也開始有了彈性。」

知識就像排積木

「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三言兩語能講完，可是如果大學教育出了問題，大家一定很快就會發現，」李家同說。

日本東京大學校長最近因為日本官員貪污，而向日本社會道歉。我們的大學校園先是發生兇殺案，最近又有大學生集體出面，控訴遭遇宗教詐財。大學校園事件連連，社會不斷有人質疑，為什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會做出這樣的事？「這恐怕是每一位大學校長最不喜歡回答的問題，」李家同說。

「不怪外在社會，他們對大學應有要求，問題在大學社區內的成員是不是能努力維持大學的理想，」鍾蔚文說。

他認為，普遍對大學失望的學生，都是希望在學校學到的知識能馬上用，但如果從知識有「結構」和「使用」兩個層次來分析，結構就像積木，使用則是如何排列、組合。當外在環境不停改變，事實上是不可能有一套完全能複製外在環境的知識，學校怎麼可能在未來無窮的情境中教你套用呢？

「學院教育有時而窮，因為無法按照食譜一步步照著作，學院教的是即興創作的能力，目的不在套用，而在組合，」他說。

大學不是終點

有趣的是，進入工作職場的人，對大學該「專」或「博」，也有不同感受。

李嗣涔舉例，美國電機學會曾經做過一項大規模調查，詢問已經在工作的工程師，「學校教育對將來工作最有幫助的是什麼？」結果，三十五歲以上工程師都認為，應該多在基礎學科如數學、物理下工夫，因為實用的技術都會被時代淘汰。

這樣的結果也頗符合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的想法。最近他翻閱一九六三年他在史丹佛大學寫的博士論文，才發現那些方程式他不是忘了、就是看不懂。因而體認到學校教的專業知識，未來能用得到的可能性只有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但是學生時代真正讓他一生受用不盡的學習是，養成讀書習慣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張忠謀在自傳裡剖白，型塑他一生的關鍵時期是在哈佛大學的一年，當時他十八歲，在哈佛的必修課縱覽西洋經典，不僅讓他了解西洋文化演進，更奠定他的人文基礎。

政大傳播學院院長鄭瑞城說，他曾經詢問過一位廣告界的大師，「作為廣告人，需要修什麼樣的課程？」結果這位大師回答，「多聽音樂會、多參加文化活動、多看書、多和人聊天、知道到哪裡找資料就好了。」看來也是回到「做人」的原點。

大學畢業，人生的學習就此停止了嗎？還是才正開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