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背景的開放與多元
問:您與民進黨淵源不深,且家世背景優渥,跟民進黨的「草根味」似乎有所隔閡。您的成長環境如何影響您的人生?
答:我的父母確實提供我較優渥的生活條件與求學環境,我很感謝他們,有意識地讓孩子的成長條件不流於單一化與菁英化。
我的父親堅持孩子必須上公立學校,尤其是小學,讓我們從小接觸不同背景的人;我的家庭血緣多元混合,父親是客家人,祖母是排灣族原住民,母親是閩南人,這些都讓我看事情的角度及跟人相處的方式跳脫制式化。
尤其在倫敦政經學院求學時,獲得了豐富的養分,學校就像個小聯合國,強化了我的觀察能力與同理心。
我跟父親的個性很像,我們從來沒有衝突過,做生意的他,也很善於觀察、尋找相互的妥協點。只有在我當副閣揆的時候,他忍不住打電話抱怨:「以後不要再讓我從報上得到你新工作的消息。」
其實,父親並不希望我從政,他還是有傳統觀念,認為女兒不該承擔那麼多責任。我接任黨主席的決定,假如他還在,肯定投反對票!但他一定會尊重子女的選擇。
改變社會需要叛逆性格
問:為什麼您願意在民進黨士氣最低迷時,擔下黨主席重任?您自認的成就為何?
答:當時我是用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看:我自己的名聲,其實是社會在我身上累積的資產,這些資產如果能夠轉化為政治資產,讓我用來帶領這個政黨,未嘗不是一個新契機。如果失敗了,不過就是把資產還諸於社會而已。
選上黨主席後,我首先集結了一批跨派系的青壯世代,他們身經百戰,各有歷練專長,我把他們看做是黨的公共財,讓他們挑起讓黨從谷底攀升的重擔。
4年期間,我做到讓支持者的信心回復,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支持者有信心,才能拓展理性思考的空間。其他包括堅持政策的理性,或是以小額募款,擺脫對財團的依賴等。
民進黨的支持者生命力十足,思考能量大,因為民進黨從街頭起家,支持者都有潛在的叛逆性格,又有真性情,如果能持續強化他們的理性思考,就是現代民主社會裡最好的公民結構,能對社會做出重大而有益的改變。
問:民進黨的政治文化,是否更有助於孕育女性政治人物?
答:曾經有外國媒體很驚訝,他們認為亞洲女性從政者幾乎都來自政治世家,而我的從政途徑是從個人的專業領域開始,比較接近「西方」。
兩性平權意識落土發芽
台灣的女性越來越能憑藉著專業條件開創政治空間,可以「作自己」,而不用做父系的代理人,這代表兩性平權的理想已生根發芽。
民進黨又更容易產生立基於專業、走出自主政治人生的女性,因為民進黨面對比較大的政治風險,沒有黨的資源與執政優勢呵護,一切都要自己打拚,況且,本黨女性本來就很能幹,不需要刻意「提攜」。
此外,民進黨看似男性化的草根氣息與大而化之,在性別意識上卻開了許多風氣。例如,陳水扁是第一個落實兩性共治的國家元首,內閣中的女性部長高達四分之一;更不要說我們選出女主席、女性總統候選人。
女性應放在與男性平等競爭的位置上,不該受到歧視,但也不必特別優待女性;我自己對在競選期間凸顯「女性」身份,是有保留的,但我明白,凸顯出來有聚焦與前瞻效果,只是在選票上不見得有增加,因為社會對女性從政的觀感有正有負,剛好兩相抵銷。
問:在總統大選期間,您與群眾頻繁接觸,有何體會與收穫?
答:這次選舉有個特色是,以往支持者不知道怎麼表達感受,只好往傳統的選舉場子鑽,然而那種場合激情十足,卻不見得有延續力。這次小額捐款的「3隻小豬」運動,讓群眾找到一種新的凝聚動力的方式,論捐款效果,一個人養滿小豬累積的金額比造勢場合丟入募款箱的錢多,卻又比政治獻金少,但是我們看重的不是金額多少,而是群眾透過小豬運動累積的社會能量。
此外,這次選舉場合出現很多年輕面孔,還有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他們有些人每天透過報紙追蹤我的動向,好像和我的團隊一起經歷這趟旅程,許多純樸的歐巴桑,在我下鄉演講時,非得要走到前台摸一摸、抱一抱我,她們的感覺是,一個好像她們女兒的人,居然要選總統!非得要摸一摸才覺得真實。
不過,也因為民眾出錢、出力更投注了感情,因此我一定要告訴支持者,輸贏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只要我們持續努力,一定會成功。
單身免去兩面作戰
問:台灣女性投入政壇的「犧牲」似乎比男性大很多,例如很多人仍然單身,您怎麼看待?
答:女性政治人物與其他專業女性,多少存在相同處境,我們的工作壓力很大,又被期待比男性負擔更多的家務,例如照顧小孩,壓力是雙重的。
政治職場上要應付的人比較複雜,必須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好,如果家庭不能完全配合,當她回家後還要適應「另一組人」,其實是一種很大的修練。從這個角度看,維持單身至少不需要「兩面作戰」!
傳統社會下,女性沒結婚或許會被認為人生不圓滿,但現今社會,婚姻所可以提供的,在沒有婚姻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得到。
問:台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衝擊,您有何解方?
答:有些人把少子化怪罪於女性不結婚,卻沒有真正替女性著想;社會應建立一套制度,替女性分攤身上背負的雙重壓力,文化、心態上也要有所調整。當女性認為結婚、生子不再帶來很大負擔時,自然會加以考慮。
人需要歸屬感與安全感,作為信心的來源,如果缺乏歸屬感與安全感,就沒辦法養成有信心的公民,民主也不會成熟。
現代社會已經不能單靠家庭與婚姻來維持安定感;我們也要調整自己的心態,發展各式各樣的人際互助網絡,例如我發現,許多社區的銀髮組織非常蓬勃。
社會安全體系的建構是國家的責任,也有實質的經濟意義;現在不做,下一階段台灣的經濟與民主將無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