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與不寫作──朱天心

「嗯，真的不方便到家裡來採訪，」朱天心禮貌的拒絕。

很少有記者進入朱天心辛亥路的家。已故的父親朱西甯、母親劉慕沙、姊姊朱天文、丈夫唐諾、女兒謝海盟，以及朱天心本人，這個家簡直是一個貴金屬一般稀有的「作家窩」。

不給拍攝的原因說起來很超現實，「為了某種自尊心，」朱天心自嘲。他們年久失修的家，院子的九重葛從破紗窗堂而皇之延展進屋，屋裡沒有書房、書桌，主角是二十隻貓加三隻狗，因為天冷而窩擠在已不成型的沙發上，人族必須呼吸著夾帶著貓狗氣味的空氣，加上潮濕，終於誘發出她潛伏多年的氣喘。

1976年朱家與父親的好友胡蘭成一塊出遊，大夥在巨石累累的河床邊留下這張珍貴照片。

維吉妮亞吳爾芙說，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朱天心卻是整個家都淪陷了，遭驅趕出來，情非得已搬到咖啡館寫作，十多年來從一間咖啡館遷徙至另一間咖啡館，她的咖啡館遷徙史，就是寫作史。

幾乎是日復一日的，上午九點鐘，朱天心和唐諾一起走進永康街的一家咖啡館「上班」，但也有時候不一起，一前一後來。背大書包的唐諾坐在由陽台改建，算是戶外座的吸煙區，抽煙喝咖啡寫作專心到如入無人之境，「他太珍惜這段時間了」。

朱天心便自去選一個安靜的角落，點一客定價最低的早餐，然後閱讀，或寫作，通常持續到午後二時，兩人再相約去吃一頓遲來的午餐。

演講、評審、受訪，或偶爾要去領個文學獎，她儘量把寫作衍伸出來的「雜務」降到最低，意識清醒的守在觀察者與局外人的位置，與所謂的「社會」、「主流」保持距離，這是一旦捲入就滅頂的陷阱，很舒適的陷阱，所以要不受誘引，「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用盡力氣鍛鍊勇氣，滋養勇氣。」

手牽手逛校園，1980年，當時台大歷史系四年級的朱天心和唐諾合影。

對出身於寫作世家的朱天心，不能奪去的上好福分，便是寫作，但她的「寫作」還包含了「不寫作」。

1977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方舟上的日子》、長篇散文《擊壤歌》到2010年中篇小說《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三十多年來，朱天心作品不過十四、五部，期間甚且出現4~5年的出版空白期。從市場角度看，若說一個作家「不寫就被遺忘」，作家天職就是「不斷的寫」，朱天心卻堅定信守，作家擁有的是「寫作的自由」和「不寫的自由」，「當一個作家不寫，可能意味著他正面臨一個生命的困境，或正在攻打一個更大的難關。」

這時，作家必須有一個空間和時間，如同姊姊朱天文，等待作品自己慢慢「長」出來而不是「拚」出來。這當然必須某些條件，好比志同道合的家人，不要求她打掃做飯或上班的丈夫，出版社的諒解與寬待，以及努力維持一種「對現實抵死不從」的潔癖，包括不去閱讀評論，不使用電腦，不讀暢銷書。

朱天心太害怕聽到讀者的聲音。當讀者和市場介入作家，作家「一種是被改變，一種是拚命的寫，」兩種她都避之惟恐不及。

「嗯，就像一尾逆向而游的魚，或者指出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孩子，」這種很個人化的，必須用盡力氣的，一不努力就耗散的朱天心式生存遊戲，朱天心並不覺得對其他作家有意義，她甚至無法影響身邊的作家朋友，他們會說「噢，但是我們要養家活口。」現實壓力不假，但朱天心也看到，某些位置已經穩定的作家，曾經與她一起逆向而游的魚，也跟著海潮的方向流動了，也說國王的衣服如何華麗了。

她有一串拿來警惕自己的名字。游著游著，仰靠的不是天分而是不停止的修練、勇氣，朱天心發現她的海洋越來越孤獨。

高中生活讓朱天心的寫作心靈猶如找到活水源頭，當時就認識了（左）唐諾，朱天心也成了唐諾的太太。

小說家如果可以分門別類的話，楊照是一端，寫小說是他最快樂的事，最終的夢，他沒發表躺在抽屜裡的小說有幾十部，但現實社會中，他以評論家、廣播主持人、媒體主管、基金會執行長身分活躍著忙碌著，一種使命感催迫他做許多「寫小說」以外的事；朱天心剛好站另一端，除了作家，沒有任何頭銜。

幾十年來，她背對主流的生活、閱讀、寫作，但這三者並沒有必然的關連，她不為寫作而閱讀。她也參與過某些社會運動、政治運動，但經過一番的社會洗禮後，「我更覺得必須如此」。

如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豢養「不與時人同調」的力道與勇氣，朱天心實在無法理解，當她用筆如刀解剖人性時，如何一刀刺入最纖細的神經？如何潛入現實的最底層，像探險家抵達極地或蠻荒？

朱天心到成功中學小說社演講，講三毛，沒有反應。講張愛玲、白先勇，有幾個人的臉微微抽動一下。她甚至不敢問學生所認為的小說是什麼，或者你們讀了哪些小說，「我害怕聽到的答案是九把刀」。

擔任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評審，她問得獎學生讀什麼書，有一個最喜歡漫畫《海賊王》；一個說他不閱讀，只愛方文山的詞，理由是「不想跟著人家屁股後面跑」。朱天心好挫折啊，「我們所以閱讀，就是想搞清楚擋在前面的屁股是什麼。」

她告訴學生，「不這樣，你可能被更大的，無所不在的庸俗流行文化、商品文化擋住了，還自我感覺良好。」

從青春小品到台灣眷村、政治發展的大歷史，朱天心著作不多，但影響力十足。

朱天心如何定義文學？她的答案是負面表列式的「文學不是什麼？」

文學不是大量生產的。文學不是人云亦云的。文學不是迎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文學不是自我重複的。文學，不應該是讀來輕鬆有趣，入口即化的。文學，時時刻刻在挑戰人習以為常的想法，翻動、打亂井井有條的秩序。

或許文學定義已經改變，可一開始朱天心就是這樣認定文學，一開始到現在，到未來。

1977年，19歲的朱天心出版《方舟上的日子》和《擊壤歌》，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的巨變一直都沒能覆蓋掉朱天心七十年代寫《擊壤歌》時奠下的青春少女形象，她後來的作品早與《擊壤歌》楚河漢界，或者社會新聞小說，或者政治運動小說，或者懷念眷村小說，都十足的議論體風格，乃文學評論家津津樂道的小說版「都市人類學」。她可以把台北城的遊盪寫成一則記憶的追尋之旅，連寫貓族的《獵人們》都沉重如綁了鉛塊，一直到2010年獲台北國際書展大獎的《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忽然一轉身，「愛情」二字回來了，愛情啊，卻是中年女人婚姻生活的荒涼風景，以及無論如何也不肯老去的偏執。

「到現在我還在被《擊壤歌》養呢！一個五十多歲的人被她十幾歲寫的書養，那種感覺真是奇怪，」朱天心說，臉微紅。

那一年她才上大學，吳祥輝《拒絕聯考的小子》風風火火，有出版社企畫怪怪美少女寫一本名叫《接受聯考的小妞》之類的對照本，指名朱天心，雙方談了幾回合，朱天心明白出版社動機，但「那麼珍貴的記憶怎麼可以當作商業販賣？」

她拒絕附從，心裡頭還是想寫，寫一段與外頭想像不一樣的北一女時光，因為「我所看到的，不是你們所想的那樣，我們不是一群會讀書的考試機器，沒有感情，沒有夢想。」

這就是後來長河出版的《擊壤歌》，而「爺爺」胡蘭成寫的序，一路拿李白來說明朱天心，從此朱天心撕不掉「早慧」標籤，一出手便與大師同高。《擊壤歌》在高中大學校園流傳了一代又一代，是至今朱天心作品中最暢銷也最長銷的一本，文藝少男少女入門讀冊。

朱天心以永恆的、早慧的青春少女形象紮在讀者心底，以致《學飛的盟盟》成了後來最不賣的一本書，讀者就是不肯接受她做了媽媽。

北一女時代，朱天心將自己的青春歲月寫成《方舟上的日子》及《擊壤歌》，立刻造成轟動，也奠定朱天心「早慧作家」的名號。

朱天心的作品後來陸續出簡體字版，為此她不得不重翻《擊壤歌》，感覺有一把火從紙頁燒出來，呵呵，是一打開就會燒傷的青春烈燄。

她汗涔涔地驚嚇於當時的熱情、天真、幼稚，恍如隔世，但那種不在意市場的潔癖，那種不與時人同調的背對姿態，朱天心一路走來嚴厲的自我審視，確信自己始終如一，「從當初到現在，那支撐我寫作的原動力都一樣。」簡明扼要的講，那原動力就叫做「我看見，我記得，事情不是這樣的……」

北一女不是，外省第二代不是，同性戀不是，政治犯不是，工人不是，女人不是，小孩不是，世人基於各式各樣的理由錯看了這個世界，她遂得非常努力、非常用功的，寫出她所看到、所記得的，那種種足以使人說服的「是」。

當時的氛圍，鄉土文學壓倒一切，鄉土文學論戰烽火千萬里，寫工人農人才符合政治正確，一天也沒有住過鄉下的作家，也拼拼湊湊去寫陌生的鄉土，寫愛情自然是可恥的，連張愛玲都被打成鴛鴦蝴蝶派，朱天心想，那我再怎麼寫亦是二流三流。

那樣一場鄉土文學論戰，朱天心學習到了，作家或面對市場的壓力，或面對政治正確，「不管天皇老子，再了不起的價值，都不可以踩在文學頭上過去，文學不是商業，也不是為政治服務。」而她受到最大的衝擊是，同樣生長在一個地方，站在同一塊土地，原來不是人人對國家，對歷史的體認是一樣的，她所熟悉卻沒加入的那個黨，她在《擊壤歌》中崇仰的那個總統府，「在另一群人眼中竟是要打倒的惡魔黨」。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她不知道的事嗎？

朱天心完全不能寫了，只能一直讀「黨外」的書，去補修台灣學分，想要了解，同時同地，她所不知道的那一群人，不認為「外省人」是台灣人的台灣人。

一段時間後再提筆，是後來改名為《時移事往》的《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朱天心後來模糊了小說和散文界限的「議論文體小說」的序曲。

然後聯合報舉辦的中篇小說獎，第一年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奪魁，第二年朱天心以眷村為題材的《未了》是5本得獎作品之一，12萬元獎金就拿回家翻修房子。

那是她第一個寫眷村的小說。搬離眷村時，朱天心沒有認定那是和眷村真正的告別，「因為朋友都還在那邊，隨時可以回去看看。」但後來眷村要拆了，她再回去看時，人已經搬空，是啊，家鄉消失了，「沒有了家鄉，你指不出來了，你將來怎麼對下一代說，我是從那裡出來的。」《未了》在這樣悠悠長長的怨嘆下寫成，十年後她再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卻已是一番前世今生了。

用現在的眼光看，朱天心說，寫《未了》未嘗不是一個幸福時刻，那時候的她，只是單純的戀慕眷村，懷念眷村，並沒有從別人的眼光來看眷村，「那是很幸福的，只需要處理一種感情，很甜蜜很憂傷。」

十年後寫《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看世界的方法不一樣了，成長是嚴酷的，是要脫皮換骨的，她已經明白，從別人的眼裡看眷村，眷村並不是這樣的。

1985年朱天心出嫁前，朱媽媽抱著狗兒子、貓女兒與天文、天衣來個歡樂大相送。

她不能理解並且憤忿不平，從《我記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起碼我一天也沒有出國念過書，但我的存在忽然變成外省人第二代，是統治者的幫兇，沒有正當性，所以我雖然在場，卻沒有發言權，像薩伊德說的，是在場的缺席者……」

這種情緒一直蔓延到寫《古都》，時值第一次總統大選前後，朱天心揣想，過去人民不能當家作主，所以疑神疑鬼，要檢驗每一個人的忠誠，如今既然當家作主，所有人都是自己人了，這是我們的地方了，還有什麼好檢驗的？應該有自信可以來好好盤整一番了，所以她早一步提出「爭取不認同的自由」。那些因為貧賤不能移的，那些移工，那些沒有喊愛台灣的，只要不以暴力，都可以存在這裡，因為有「不認同的自由」。

如果說《古都》之前朱天心都還在「正面搏鬥」、「正面對抗」，努力呼喊「不是這樣的」、「你們都看錯了」；到了《漫遊者》，「我覺得自己像放牛班學生，都說破嘴了，還是不被接受，不被老師同學喜歡，那麼我走開總可以吧？」於是她負氣的，哭哭啼啼的逃學。

評論家黃錦樹以「悼亡之書」為《漫遊者》定調，但朱天心自己卻是這麼看待《漫遊者》。

衡諸一系列作品，評論家於是封朱天心為「老靈魂」，她為此感到驚異，反問道：「不是每一個作家都應該是老靈魂，記得一切嗎？」

從青春小品到台灣眷村、政治發展的大歷史，朱天心著作不多，但影響力十足。

至於《獵人們》和《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在朱天心寫作脈絡中，比較像臨時插隊的。

感情和時間，朱天心把生命中很大一塊都給了貓，光是捕獸夾要不要放進「槍砲彈藥管理條例」，公聽會就開了好幾回合，時間一拖兩三年；或台北市以里為單位推行TNR街貓捕捉、結紮、放養，也必須一個里一個里去說服里長。

她去演講，多半和文學無關，而是為流浪貓狗請命。後來中國時報企畫了一個作家寫貓專題，那些文章讓朱天心讀之「背脊一陣一陣發涼」，幸福的貓、受寵的貓，那不是她所認知的貓世界，她寫了一篇「當人遇見貓」，文章一發表，悲傷的故事瞬間暴雨一般匯集過來，「那些護衛流浪貓的人，多數沒有時間，沒有管道發聲，我就得替他們做。」這是《獵人們》背後的故事。

《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則是朱天心「下課時間的作品」。2006年她被同學雷倩拖去籌備北一女畢業30年同學會，或自願或被迫，見到許多的「她們」，捕捉到每一個「她們」，即便是已在俗世登峰造極的她們，臉上的那一抹恍惚出神。她觀察且猜測，追索那一抹恍惚出神的可能答案，緩緩流出了一則四年級女人的後愛情故事。

有一天，到很老很老的時候，朱天心說，或者她會以保護瀕臨絕種動物的心情，寫一本關於寫作的書，書中必然會談論寫作技巧。朱天文對文字的駕馭，張大春某一個階段玩的文學實驗，駱以軍變魔術一般的說故事，沒有，沒有，朱天心自認都沒有。

「寫作技巧是我的弱項，」她自我剖析，「而且我是不講究技巧到一種地步。」這是一種選擇，從寫作第一天開始，朱天心就不曾想要加強寫作技巧，而是著力在怎樣在生活裡加強那個「不與時人同調」的力道和品質，「技巧，我行無餘力。」

未來兩年，也可能更久，咖啡館裡的朱天心會埋首在新開墾的《南國歲時記》，她正重新爬梳黨外文集，姚嘉文、林義雄、林正杰、張富忠，補修那一段她不熟悉的台灣歷史。「政治」原來占小說很大一部分，現在她聽從唐諾的建議，把焦點挪往社會、人物，因為「不管藍綠，透過政治人物看歷史，那圖像好荒涼，好尷尬。」

她要寫1949年以來至今的台灣，攻下另一座峰頂，「到我這個年紀，要去挑戰的可能是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一樣的不與時人同調，工程卻艱困許多。」

朱天心會做到，因為她已自我鍛鍊到如此強悍。

北一女時代，朱天心將自己的青春歲月寫成《方舟上的日子》及《擊壤歌》，立刻造成轟動，也奠定朱天心「早慧作家」的名號。

父親朱西甯為知名反共文學作家、母親劉慕沙為翻譯作家，當時天心仍在襁褓，被媽媽媽寵在懷裡。

不用電腦寫作的朱天心，多年來維持一種「對現實抵死不從」的潔癖，只按照自己的步調生活。

坐在書香醇厚的咖啡店裡閱讀、寫作和接受採訪，一雙澄澈靈動瞳眸的朱天心，娓娓道來過往故事。

《古都》是朱天心的記憶尋根之旅；《學飛的盟盟》則紀錄女兒成長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