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此一建言的泰國華人邱威功，是泰國最大工業區──安美德工業區──的董事長，也是泰國2007年財富名列前30、擁有1.7億美元身價的企業家，1970年代留學台灣，畢業於台大機械系，對台灣有分特殊的情感與認同。

他認為，在東協國家紛紛望向中國之際，華語文及各項專業教育的需求甚殷，台灣何不善用教育輸出的軟實力切入東協市場？而他的安美德工業城將擴展為一個結合「大學城」和「科學城」的完美城市，為此，他希望能和台灣政府或教育機構合作，開發此一人才培訓和技術研發的搖籃。

距曼谷東南方一百多公里、位於春武里府的安美德工業區，匯聚了知名的國際廠商如豐田汽車、三菱商社、百事可樂和台商大廠大同電子、台達電等。這座1989年開發的工業區擁有自己的電力、天然氣、供水系統，佔地三十多平方公里（約為新竹科學園區的5倍大）。園區內設有中小學、醫院、技術培訓中心、住宅區、高爾夫球場等，堪稱泰國水準最優的工業園區，道路寬敞、綠意盎然的環境，吸引了400家廠商和12萬工作人口。

除了春武里工業區，安美德集團在泰南羅勇府和越南胡志明市附近各開發了一座工業區，3個工業區總入駐廠商超過600家，是泰國規模最大的工業區開發集團。

安美德集團的靈魂人物邱威功白手起家、眼光精準，抓住泰國經濟起飛的年代投入工業區開發而致富，1996年將個人股票9成捐出，成立安美德金基金會，長期支持中南半島藝術家而聲名鵲起。近年他的自傳《成為一個好人》（Be a Better Man ）破紀錄地大賣一百多萬冊，最近還將被改編成電視劇。

生長在蔗農家庭的邱威功，除了9 個弟妹，還另有多位庶母生的13個弟妹。大家庭食指浩繁、農務繁重，身為長子的邱威功從小就得幫忙家務農事，4 年級時已被母親指派在放學後到小碼頭，等待火車送來的農產品，然後把數十麻袋的貨物用推車搬回家，之後還要挑選、洗淨、秤重等；稍長則被父親派去二十多公里遠的甘蔗田，監管300名工人工作並負責做帳；播種時節為了「給工人做榜樣」，他要下田翻地、抽水、上肥，什麼粗活兒都做，不論日曬雨淋、手指磨出多少水泡，都不曾停止。

邱威功的私人宅邸林木森森，珍禽異獸往來其間。他的自傳中曾提到，因為從小生活在鄉野，心靈深處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因此喜歡把家佈置成森林的模樣。

天生的創業胚子

從小被大量的勞務操練，加上「天生喜歡錢」，邱威功的童年幾乎被「工作」和「賺錢」填得滿滿的。他最自豪的事情之一是5 歲時便開始賺錢：有一天他看到姑媽賣完炒豆後分紅給幫忙的堂哥，就央求姑媽也讓他拎著籃子到露天電影院兜售，每賣出一包，姑媽就分5 分泰銖給他。當堂哥們停下來看電影時，他還是不停地跑來跑去叫賣，一點也不覺得累，更動腦筋用贈品「促銷」──送舊報紙給情侶當坐墊，果然讓他口袋滿滿。

8 歲時，姑媽一家搬到曼谷，小威功就向姑媽要來做炒豆的工具，又批來糖果、瓜子等，便在奶奶家門口開個小舖子當起老闆，白天上課時請奶奶幫忙炒花生和「顧店」，晚上他忙完家裡的事就來打理。

「小時候晚上最享受的事，就是在蚊帳裡打開存錢箱，摸著一堆堆25分和50分的硬幣，心滿意足地睡著了！」8到14歲間，邱威功竟累積了1萬泰銖（當時一部吉普車售價4 萬泰銖）。

1970年代，邱威功到台灣唸大學，每逢寒暑假便做起跑單幫的生意。他在平日週末時奔波於大小商展，尋找適合的台灣產品賣到泰國，從泰國探親返台前，則到當舖買來各式戒指、手環，經過洗滌加工後賣給台灣同學，利潤十分豐厚；甚至連學長畢業後擱置在校園角落的腳踏車，他都拿來重新組裝油漆、貼上標籤出售。之所以這麼積極賺錢，除了天性和習慣使然，也是因為大一下學期時，邱威功和父親關係絕裂，老爸從此斷絕他的經濟來源，逼得他不得不自謀生路。

1970年代畢業自台大的邱威功，對台灣有分特殊的情感。他白手起家，致富後又致力於文化及公益的故事，戲劇性十足。

廢物變黃金

雖然寒暑假忙於賺錢，邱威功在台大的表現仍然十分出色，為了持續得到教育部提供給僑生的獎學金，他埋首苦讀，在運動競賽上更是得獎常勝軍，球類、田徑、舉重、游泳都擅長，社團上也很活躍，幾乎全台灣的泰國僑生都知道這號響噹噹人物，還常擔任泰國官員到台灣考察農業時的翻譯呢。

大學畢業後，邱威功原本計劃到加拿大留學，因經費不足，決定先回泰國賺錢，1975年即正式登記成立公司。他首先做木薯的加工出口生意，在順利賺錢的同時，也思及擴展業務領域。

他往來農村工廠時，常常看見穀殼、蔗根、玉米桿等被農民隨意丟棄，覺得十分可惜，於是開始研究如何廢物利用。經過一年的實驗，他發現甘蔗砍下後剩餘的蔗桿頭和蔗葉仍有許多養分，可用來做飼料，就積極研發蔗桿飼料、尋找適合的生產機器，並找到日本的大客戶和銀行資金。

就在建廠萬事具備之際，做甘蔗生意的父親知道後也希望加入，由於父親性情火爆、外遇不斷，從小就和子女關係緊張，邱威功原本不願意，但在家庭責任感和一位敬重長輩力邀之下勉強同意。初期營運辛苦但很順利，但最後仍因一場大火，加上那位長輩突然去世，他和父親的衝突再度浮出檯面，不得不忍痛結束了他付出幾年心血的飼料廠。

2010年「東協加中國」單一市場形成後，東南亞地區華語文及教育資源需求殷切，邱威功建議台灣不妨以「教育輸出」的軟實力，來突破邊緣化的困境。

愈挫愈勇

當時27 歲的邱威功又回到自己擅長的進出口生意，1982年，30歲的邱威功已成為泰國最大食品出口商，當口袋資金無虞準備出國讀書之際，生意再出狀況：有一批澱粉生意因供應商要求漲價、拒不交貨，守信重諾的邱威功只好認賠重新購料；另一批出口加拿大的鮪魚則因魚種不合被退貨，兩件倒楣事共虧損了800萬泰銖，幾年累積的盈餘不但賠盡，還倒虧300萬銖，留學計畫因此泡湯。不服輸的性格加上勤奮努力，6 年間又他從負債狀態倒賺3,000萬泰銖，直到1987 年他率團到台灣考察工業園區時靈機一動，而興起了在泰國開發工業園區的念頭。

邱威功投資工業區的1980年代末期，正逢泰國大力吸引外資，發展電子業、汽車業，包括台商在內，全球電子大廠均前仆後繼地前往投資，工業區發展迅猛，他也不斷購買土地擴張規模。

沒想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驟起，泰國3萬家企業倒閉，工業區土地滯銷，銀行利息沈重，安美德公司的負債一度高達五、六十億泰銖，幾乎撐不下去，後來還是靠著賣掉電廠股份勉強熬過去。直到2002 年泰國經濟大幅成長，吸引國際大廠加碼投資，才讓邱威功從谷底翻身、再度展翅，而達到今天的規模。

邱威功的私人宅邸林木森森，珍禽異獸往來其間。他的自傳中曾提到，因為從小生活在鄉野，心靈深處與大自然合而為一，因此喜歡把家佈置成森林的模樣。

台商百年之計

把安美德定位在「完美城市」的邱威功，並不滿足於今天的格局；針對日益成熟的東亞市場和台商的長期發展，他又萌生了「教育城加科學城」的新計畫。

近來隱居山上寫書冥思的邱威功，為了推銷他的新夢想，特別進城接受光華記者訪問。

他指出，台商在泰國投資的成功率超過95%，又由於泰國民情溫和、生活步調悠閒，台商只要來投資，多半都會被此地的生活氛圍吸引而長期生根。為了台商的「百年大計」，他要從教育著手，讓當地或鄰近國家的人才來此學習華語、學習台灣的文化思想；台商有了穩固、文化凝聚力強的班底，溝通順暢，在泰國的發展一定能夠更成功、更長久。

而從東協的角度看，曼谷每8分鐘就有一班飛機起降，再從聯合國選擇將其駐亞洲辦公室設在曼谷，足以顯示泰國的樞紐位置，而安美德教育城的優先目標，則在於吸引東協國家人才就近學習華語，可以為這些財力不算充裕的學生節省大筆旅費。

在邱威功的藍圖裡，教育城面積320公頃，除了語文，還包括技術類、商業類課程，並歡迎台灣、中國或東南亞各國的大學前往設分校；也有類似台灣「中國生產力中心」的產學合作機構，「華語文只是溝通的媒介，主要在培養懂華語的多元人才。」

邱威功開發的春武里安美德工業區，共聚集了23國四百多家企業，60%為日商；園區中的醫療、教育、休閒生活功能完備，是泰國規格最高的工業區。（安美德集團提供）。

以軟實力滲入東協

這個教育平台一旦建立，台商或各地華商若要到越、緬、柬等國做生意，就可來此尋找該國籍學生；另一方面，東協各國企業家若要進軍大中華經濟圈，也可以到此找人才；甚至東協各國官員有意從事華人事務者，都可以在此找到適合的課程。

「就像我受台灣的教育，自然對台灣有感情、有人脈，即使畢業後也常有互動；台灣若能在安美德設校累積影響力，自然能突破長久以來被孤立的困境。」

邱威功曾就此構想，分別找母校台灣大學和中國的北京大學談過合作模式──由他捐助土地並負責當地執照申請、水電系統架設等硬體事務，入駐的學校則投資校舍建築，以及師資、設備等軟體部分。但台大校長李嗣涔認為這項計畫規模龐大，需政府經費支持，北大也無進一步規劃。

「兩岸中國人都應該學學英國人，」邱威功感慨地說，英國人在三百多年前就在所到之地廣建學校、教英文，長期經營下來，「接受英國教育」已成為第三世界菁英子弟的共同經驗和身份認同，英國的價值觀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全球價值觀。

東協區域市場的教育產業潛力無限，台灣是否能掌握契機，既贏取商機亦擴大政經及文化影響力，值得國人關注。圖為以華語文見長的泰國崇聖大學校園一角。

培養知台、親台人士

「這種投資只需要幾億台幣就夠了，但它的效益──包括實質商業利益和文化影響力──卻龐大得無法估算，就看兩岸有沒有這個眼光了！」邱威功強調。

近年致力於國際化的國立台中教育大學，2009年起在泰國曼谷開設華語師資碩士學分班。該校校長楊思偉認為，台灣的確有很好的機會，可以從教育角度打入東協，從該校近年東南亞留學生大增的趨勢，可以探知當地對華語和教育需求的殷切程度。

2002年即在台師大負責和泰國大學合開學分班、涉外經驗豐富的楊思偉，十分贊同邱威功「教育城」的構想，他認為台灣可以朝兩方面切入東協教育市場：一是結合台商需求，為台商培養進軍區域市場的國際人才；第二是順應教育進修熱，培養知台、親台的東南亞各界人士。

例如，2009年越南政府遴選了500位菁英出國拿碩博士學位，原本台灣有幾所大學願意提供名額和獎學金，以吸引他們前來，但正如同台中教育大學在泰國招生時碰到的問題一樣──因不少申請者的大學學歷是在大陸完成，偏偏台灣迄今不承認大陸學歷，無法接受入學；即使不久後將開放承認41所「重點大學」學歷，但對擠不進中國重點大學的東協學生來說，依然無法適用。

換句話說，不承認大陸學歷，不僅「卡」到了兩岸學生的教育選擇權，也讓台灣教育產業「國際化」的企圖心自限範圍、舉步困難。

政策鬆綁

「大學要國際化，不管是校本部開放招收國際學生，或是與境外大學合作開班，目的都是要把觸角伸出去，吸引外國人。政府應設法突破法令限制，給勇於嘗試的大學更多機會。」

至於像邱威功所提，由台大或北大到安美德設立分校，就像近年麻省理工、紐約大學等美國名校紛紛到亞洲設校一樣，是更進一步的「攻城掠地」，也是全球高教產業競爭白熱化的趨勢。

楊思偉認為，最可行的模式是政府經費專案支持，委託有興趣也有能力的大學來經營，因為需要投資校舍和大量人力，至少要5到10 年才可看出成果、開始回收，若非國家政策支持，學校靠一己之力難以竟其功。

楊思偉還表示，近年國內大學競爭激烈，為了生存發展，各校都積極嘗試多元發展；政府若能善用民間力量，借力使力，讓台灣教育模式「整體輸出」，對學生、對學校、對國家來說，都是多贏。

邱威功在《做一個好人》中，多次強調中國人飲水思源的情懷，而這些文化認同，就源自他在台灣唸書期間所受的薰陶。

「當年台灣把本地生那麼渴求的讀書機會讓給了我，我現在回饋是應該的，」邱威功認真的說。不論是幫台商的忙，或是辦一座以華語為主的教育城，都是讓他快樂的事，不講條件、也不必獎章；只是這個教育夢，需要台灣的共鳴才能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