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是愈來愈難幹了！」近來這句話常常聽見。

以前喜歡從事公職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穩定有保障，這種說法現今卻遭到考驗。以薦任九職等公務員可領的退休金而言，約新台幣一百四十萬左右，它在台北市東區連買個車位都不夠，更甭提買房子了。

「這年頭，當個公務員，還真有點兒『悲壯』」，在台北市政府任職的一名職員說。

公務員生涯，就像打卡鐘那麼一板一眼？（王煒昶）

人力往民間流？

公家機關的待遇少、升遷管道慢又窄、考用不合、進修機會不多、在職訓練不夠等，這些談了又談的老問題，雖然已在改善，但腳步似乎趕不上社會的快速變動。像待遇問題，從民國六十二年以來，一共調整了十四次，今年還調高百分之十二，但與民間還是有段差距（見本期「鐵飯碗貶值了」文）。在房地產狂飆的今天，根本不足以讓公務人員安家落戶。

考選部資料顯示，這幾年以來，社會大眾報考高、普、特考的人數，有明顯下降的趨勢，降幅又以去年最驚人。

在考試類科未有明顯變動的情況下，去年普考與基層特考的報考人數，一年之內分別少了兩萬多人，降幅將近一半；高考的情況稍好，但也降了六千人；至於向受大學畢業生歡迎的外交領事及國際新聞人員特考，三年來的報考人數一年約少了一百人。

為什麼會這樣？考選部統計室主任吳國雄指出，這幾年來民間景氣熱絡，前年我國經濟成長率為百分之十一．八六，為九年來最高，各行各業的員工遽增，使就業機會多，也願意提供較高的待遇，無形中刺激了人力往民間流動。

根據主計處的統計，自七十五年六月到七十六年六月間，我國私人企業雇用員工數，增加廿九萬人，成長百分之七；而同期受政府雇用者只增加了三萬一千人，成長百分之三。

尤其在解嚴後，公務員工作上也遭受一次「大地震」，更讓人大嘆「公僕難為」！

公務員與民眾的關係，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王煒昶）

心態解嚴，公家震盪

什麼樣的「大地震」呢？

政大公共行政系副教授許濱松指出，解嚴後，公務員受到的衝擊，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來自變動太快所形成的政策未定、法令未明的問題，公務員本身是執行者，因而備受責難；另一方面，來自民間因為「心態解嚴」、權力意識提高，因而提出種種合理與不合理的要求，也讓公務員壓力增大。有些人便在這種情況下轉往民間。

因變動太快而被波及的，主要是一些與社會變動息息相關的「熱」單位，如環境保護局、勞工委員會、入出境管理局、新聞局、警察局就是幾個例子。

台北市新聞處掌管新聞發布的四科，從前年報禁開放以來，陸續被報社、廣播電台等媒體挖走了六個人；環保署內掌管環保糾紛及監督環保工程的管理考核處，最近一年以來，也流失了七、八個人。

雖然就整體的數據來看，近年以來，公務員並沒有明顯的變動情形。據人事行政局的調查，去年中央機關簡、薦、委三級職員的辭職人數加起來，總共一千零六十一人，比前年才多了廿五人。

「但是，這只是『開始』而已」，一位官員指出，如果壓力繼續增加而無法紓解，人才更容易流失。

報考公職的人少了，原因重重。（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業務增加，公僕頭痛

解嚴後業務大增，是這些「熱」單位所面臨最頭痛的問題。

以境管局來說，解嚴後，出國觀光規定變寬，以前男性未滿卅歲不准出國，現改為廿六歲，符合規定的人數增了不少；另外，開放大陸探親也造成出國人數的快速成長。「目前境管局的業務量是以前的五倍」，境管局副局長劉蓬春說。

劉蓬春指出，以前因為實施戒嚴，依照國際慣例，不准入出境並毋須說明原因，現在則是任何禁止入出境的問題，均須依相關法條給予解釋，民眾若不服，可依法訴願。過去廿年來，訴願的案件，都是一年只有二、三件，現在是每個月就有廿件左右，這也增加境管局不少工作負擔。

掌管勞工事務的勞工委員會也有同樣的情形。勞委會勞資關係處處長歐憲瑜指出，前年勞委會剛成立時，勞資糾紛案為一四八五件，去年增多至一九○九件，到了今年初的前三個月，已經超過二○七件了。但目前人員卻只增一、二人。

新聞局國內處副處長顏榮昌也指出，開放報禁後，報紙由卅一家變為兩百家，通訊社從四十六家變為三百家，「光是認記者，都已經不容易了」，他說，何況還有發新聞稿及幫各部會首長單位作聯繫等工作。

而「人民集會遊行法」的通過，也使民眾「上街頭」合法化，維持交通及安全秩序的警員，工作量也隨著集會、遊行的增加而變多。

業務量增多了，民眾的心態改變了，都讓公務員受到衝擊。（王煒昶）

法令不確定，問題大了

此外，法令政策的不夠清楚、確定，也造成公務員執行上的困難。

比起西方國家的民主憲政過程，我國的法治歷史較短，加上迭經戰亂，各種法令規章都不夠完備，而在解嚴後社會急遽變動的情況下，難免更形捉襟見肘了。

歐憲瑜以接觸到的業務為例，他覺得法令不合宜的問題有三：一是戒嚴時期的法令不用之後，承平時期的法令卻還沒擬定出來；二是承平時期的法令雖有，卻過時了。如前陣子還在審議的團體協約法，就屬此例，此法定於民國廿一年，已經五十餘年沒有修改了；三是根本就是新的問題，還在變動中，法規尚未擬定。

劉蓬春說，有些法令要實行起來才知道困難。如國安法等相關法規規定，國內民眾未經許可，不能擅往大陸。但現實的情況是，政府容許民眾可以去探親、記者去採訪，官方人員去開民間組織召開的會、電影公司去拍片……。如此一來，怎能向其他人解釋：漁船不能直航，商人不能去做生意……。

新聞局出版處科長王億指出，目前法規規定，大陸出版品淮予個人攜帶進口，若要出版、銷售，須經審查。但法規上並沒有規定在數量上，多少算銷售，多少算個人使用。不少人在海關帶進一兩千本大陸書，明明有銷售意圖，卻硬指為個人使用，然而在規定上卻完全沒有法條可依據處理。

在職訓練是不少公務員嚮往之，卻又沒法做到的事。（王煒昶）

誰的聲音大，誰就有理

而解嚴後民眾心態的改變，對公務員也帶來壓力。

「每次看到民意代表質詢時那樣的劍拔弩張，我就覺得當公務員沒希望」，高雄市政府新聞處一名職員指出。

在解嚴後，民意較以往更受到官方重視，但也有少數民眾因政府「侵犯」他們的「利益」，而認為是「戕害民意」。

更令公務員苦惱的是，有些民眾根本就不理會法令而有意抗爭。常處理聚眾運動的台北市警察局副局長王化臻對此感受特別深，「有些人根本連體制都否定了，那還談什麼法治」，王化臻指出，不少民眾經常就把警察當作抗爭的對象，而不管原先是針對什麼人、什麼事而來。

許多公務員在執行任務時因此受到傷害，如台北市工務局的拆除違建人員，幾個月前就因為工作上的關係被違法民眾打傷；取締違法MTV、錄影帶的新聞局職員也遭業者威脅、警告甚至攻擊。

而環境汙染引發出來的賠償問題，也常常演變成「誰的聲音大，誰就有理」的情況，居中協調的公職人員，很難就事論事。

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吳定指出，為什麼公權力會不彰？法令不合理、執行不力、民眾有意抗爭都是原因，但最切要的解決之道，還是要使法規合理化。「要使法令合時宜，只有不斷的修正、增刪」，他強調。而檢討法令，與民眾接觸最多的第一線公務員更要先負起責任，因為只有他們才能最切身感受到急迫性。要把法令的修改，「當做一個重大的責任來負擔」，吳定如此期許。

朝令夕改沒關係？

另外，對於一日數變的情勢變化，吳定也勸民眾及公務員能稍稍放鬆心情，「不要把朝令夕改看做那樣值得非議的事情」，他說因為社會實在變動太快了。但是當然這其中也有原則要守，像憲法所規定的事情，就一點也不能打折扣。

公務員身負重責，政府當然應該給予足夠的「誘因」才能促使人們心甘情願地為民服務。「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已是現代神話了。而人員編制的調整、待遇合理化，就是當務之急。

加人，對工作量大增的單位而言，簡直就是「救命仙丹」。

勞委會是解嚴後公家單位的「明日之星」而深受大家注目。工作雖然繁重艱難，但挑戰及成就感也高。歐憲瑜指出，他們單位的工作人員百分之八十是碩士學位，「三屆高考第一名，都在我們單位裡，且都是第一志願進來的，因為他們說這工作有挑戰」，他言下頗為得意。

歐憲瑜表示，勞委會成立不過三年，由於是新業務，同仁工作起來士氣相當高昂，常連夜加班也不顯疲態。但歐處長也有隱憂，要維持士氣高昂，就不能讓同仁們永遠處在「戰鬥狀態」中，「若再過一年，工作負荷還是這麼重，就不曉得還能撐多久了？」他說。

話說回來，沒有合理的待遇，舊的人怎能留住？新的人怎肯進「衙門」？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二處處長鐘昱男表示，為有效延攬專業人才，政府幾年來也在不斷地努力改善，如聘用、派用條例的實施，希望能延攬理工科技等技術性專業人才；並以彈性的方法延攬在民意機構任職的民意代表或縣市長；對高科技、稀少性學術界人士，則以新的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延攬等。

任公職者無弱兵？

至於訓練問題，是很多單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歐憲瑜表示，勞委會也有心加強，但問題是，現在連「救火」、應付突發狀況的時間都不夠用了，那還能奢談進修。

新聞局也一樣。目前國內處對於新人的訓練是讓他們直接上戰場，請「老鳥」帶「新兵」，從打電話這種小事開始教起。

國內處副處長顏榮昌說，考進公職的人，理論基礎及專業訓練都應該夠，差的只是實際的任務訓練。

他認為，公職人員的進修訓練並非沒有，例如，他們處裡，就常有電腦、專題講座等短期課程。但問題是，責任愈重、工作愈忙的人，事情愈離不了身，愈沒時間參加進修訓練。他覺得傳統觀念裡「能者多勞」並沒有錯，但在公家的體系中，更重要的是得讓「不能者」也能成為「能者」。依照他的看法，在目前這麼嚴格考試制度的篩選下，能考進來的人決非「不能者」，只是沒有經過訓練而已。

新聞局廣電處編譯張平認為，公務員應培養綜觀全局的眼光，才能整合各方意見與現實環境，而這些都非短期的訓練可致。像目前，有線電視要開放設立，很急迫的事是管理法規的擬定，這需要學者專家、各界來提供意見，但是最後決定該怎麼做的還是公務員；因此他覺得在各行各業日趨專業化的社會中，公務員一定要有專業知識，循序漸進的在職訓練更不能少。

此外，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凡事化繁為簡就變得很重要。

對工作簡化，顏榮昌的看法是：從觀念上做起，如可用電話解決的事情，就用不著開會；亦可藉助設備上來簡化，像傳真機、電腦等設備，就讓以前可能花一天來調檔案的事情，只需花兩、三分鐘完成。

好人才不一定到公家？

境管局也在進行簡化業務。如一年內多次出境時，入出境證只需申請一次就是一例。當然境管局也強調，任何簡化手續都要在不妨礙國家安全的前提下進行。

公務機關的工作環境和條件，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變，留不住人，這又該怎麼辦？

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魏鏞認為，過去是行政機關主導一切，所以人才願意加入公職。現在是民意機關地位日增，聲音很大，如果行政機關的工作環境不佳、挫折很大，他擔心好的人才因此不願進公職，都去當民意代表了。長久以後會演變成批判的聲音很大、做事的人才卻一直流失，建設的步伐就會減緩。

為了要鼓舞現任公務員的士氣，政府應做的事除了提高待遇、增多進修機會、修改法令外，提高公權力、甚至保障執法人員的安全，都是不可或缺的「強心針」。另方面，民眾的配合也很重要。

許多公務員說出心聲，公務員是「人」，下了班也是「民眾」，他們需要平等的對待和起碼的尊重，不能因為擔任公職就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有了合理的對待，公務員即使工作有極大壓力，也就較能心平氣和了。如此一來，公務人員的流動率或許可以減少。

給公務員打氣

魏鏞更指出，公務員應有一定的水準，但一流人才也不必一定都任公職，「多數成熟社會最有創造及突破性的人才常都在民間」，他說，活潑、有彈性、講效率本來就是民間企業的特色，這是中規中矩、一步一腳印的公務機關所不能相比的。

理想的情況，當然是民間與政府都有優秀的人才，彼此各盡職責，把事情做好。一面倒可不太妙！

解嚴，對社會長期的發展和群眾福祉都是好事，在過渡期間的痛苦，其實是值得忍耐的。面對解嚴後莫大衝擊的公務員而言，這正是表現的時候；而老百姓也不要忘了幫他們打打氣。

公務員這本難念的經，應該大家一起幫著念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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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薪、跳槽、集體請願……，這一年，公務員的話題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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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生涯，就像打卡鐘那麼一板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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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與民眾的關係，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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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公職的人少了，原因重重。（張良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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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量增多了，民眾的心態改變了，都讓公務員受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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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訓練是不少公務員嚮往之，卻又沒法做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