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離亂、一生病苦的印順長老,民國前五年(一九○六年)出生於錢塘江邊一戶半農半商的市井之家中,個性內向拘謹,一度還沈迷於道書與求仙。直到二十歲時,在《莊子》一書的注疏中首次接觸到「佛法」二字,忽然心念一動,開始了迂迴曲折的求法之路。
民國十九年,印順法師在浙江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之後在普陀山最高處的慧濟寺閱藏樓中閉門苦讀《大藏經》,每天清晨四時即起,一天讀五、六萬字,經卷浩瀚如海,佛理又奧秘難解,必須耐得住孤絕、忍得住困惑而不退轉放棄。這斷斷續續共計三年的靜思苦讀,為印順法師的佛學根底扎下堅實基礎,日後面對佛學的種種義理分歧及爭議時,他都能從史料考據中加以客觀地析理、爬梳,成為中華佛學現代化的最大功臣。
其中一個有名的例子,是在民國五十八年時,國學大師錢穆在一場佛學演講中,提到禪宗經典《六祖壇經》是六祖惠能所說,由弟子記錄集結而成,這本是一般的傳統講法,然而卻有人引用胡適先生的發現,認為歐洲保存的敦煌寫本中有六祖弟子神會的作品,因此認定《壇經》其實出自神會之手,雙方因而大打筆戰。
論戰方殷時,無門無派、也從不以禪者自居的印順長老並未置一辭,然而之後他卻寫出了一整本《中國禪宗史》,把整個禪宗的傳承系統及演變歷程剖析得清清楚楚,最後歸結認為神會並沒有那樣的份量,可以假六祖之名造《壇經》。這本極富現代學術價值的書傳到日本後,不僅被譯為日文,並為印順長老爭取到大正大學的博士學位,成為我國第一位「博士比丘」。
正因印順長老剖析佛學問題不以宗派立場出發,因此往往誤觸各宗派的痛點而不自知。例如民國四十年代的《淨土新論》與《念佛淺說》兩書,書中固然頌讚淨土的莊嚴與功德,但也直陳一般淨土行者只知唸誦阿彌陀佛,卻往往輕忽佛教的根本義理,結果引發廣大的淨土信眾撻伐,甚至燒書抗議。所幸風波平息後,印老的諍言還是促成了淨土宗的反省改革。
為了實踐在人世間「創造淨土」的宏願,印順長老大力提倡「人間佛教」,成為近半世紀以來台灣佛教界的主流共識。
早在民國十五年間,印順長老的老師──太虛大師──就提出「人生佛教」的說法。溯其淵源,從清乾隆皇帝頒佈禁教律令後,中國的佛教就逐漸被禁錮於高山深林中,和社會現實脫節;到了崇拜上帝的太平天國時代,佛教更大規模地遭到摧滅,最後淪為為民間趕經懺、度亡魂的「鬼化」、「神化」的佛教。
為了讓佛教歸於正途,太虛大師主張修行者應精進奮發,先修成完善的人格,再以此上求佛道;而印順長老更進一步依據《阿含經》經文「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大力提倡「佛在人間」,希望將佛教界的關注由緲遠的百千億劫、十方三界拉回「此時此地此人」,讓佛法真的可以淨化人心,改善現實。
為實踐人間佛教精神,印順長老雖然一生病苦不斷、幾度病危,卻講學著述不輟。七百多萬字的論述,包括對印度佛教的探究,唯識、唯心與中觀的辨析,以及《阿含經》、《大智度論》等佛教重要經典的闡述等,都採取深入淺出的白話文體,讓大眾易於瞭解。
尤其可貴的是,印順長老雖然沒有自己的僧團,但奉他為導師的弟子們卻各有天地,包括創立慈濟、把「人間佛教」發揮到極致的證嚴上人;首開佛教環保教化的傳道法師;以及「關懷生命協會」第一屆理事長、極富批判精神的昭慧法師等等。既有深厚的佛學義理修持,又能務實利益眾生,印順長老一生行誼,正是「佛陀在人間」的真實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