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面罩作研究
一九八○年五宗愛滋病例首先在加州洛杉磯出現。十年之間,它已成為令人聞之色變的「世紀絕症」,人人避之惟恐不及。
而在同一期間,何大一卻向愛滋病毒一步步走近。當愛滋病例剛被披露時,他正在洛杉磯加州大學醫學中心擔任總住院醫師,五位病人中有兩位他曾親自診療過。「那些病例很不尋常,都發生在健康的年輕人身上,他們都衰弱得很快,患者皆是同性戀,而且性關係複雜。基於科學上的好奇,我開始投入愛滋病研究。不過當時一點沒有想到它會成為影響層面如此廣大的流行病。」何大一說:「對人類而言,這是個不幸;對我個人來說,卻是一個幸運的抉擇。」就是這樣機緣巧合,他成為最早進入愛滋病研究領域的醫生之一;卓越的表現為他贏得西德容格醫學獎的榮譽,更使他從一九九一年起成為全球最大的愛滋病研究中心負責人。
何大一研究愛滋病的工作深受重視,但是鎮日與這種可以致命的傳染性病毒為伍,卻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尤其剛開始的時候,根本不了解愛滋病是透過什麼管道傳染的,「那時我們比現在更小心,幾乎是想得到的防範措施都用上了——不但戴手套、穿防護衣,甚至還戴面具,天天戰戰兢兢」,何大一說。
在速度與正確性間求平衡
不過對一個醫生或從事醫學研究的人而言,何大一認為被病人傳染的風險是打從進醫學院就存在的。醫生照顧肝炎患者,也看顧別的傳染病人,「這是醫生的職責,無法逃避。」或許在當時一股向前的勇氣中,包含了一些傻氣。但就憑著這股傻氣,何大一畢竟做出了些成績。
在愛滋病的研究方面,何大一是公認的「先驅」。對他來說,科學研究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新發現帶來的成就感。「我們就是為有新發現而活,只恨這種機會不夠多」,他說,往往工作累月經年還未必能有個較重要的發現。當實驗有了結果或有新的靈感出現之際,那種意氣風發的感覺,言語難以形容。
但是由另一方面來看,歷史上許多早期的科學發現後來都證實是錯的,因此每回何大一新論文發表後,總是心中忐忑。不過他認為這是科學研究不可避免的過程。一方面要搶快,在激烈的競爭中速得頭籌;另一方面又擔心不夠紮實周延。「速度與正確性猶如翹翹板的兩端,科學家必須要在其中尋求一個平衡點,據以決定什麼時候把研究成果公諸於世」,他說。
樂觀者的行業
傑出的研究成果,使何大一由前年開始,就成為阿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有人認為,行政工作與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才能;一名傑出的科學家一旦步上行政之途,將沒有回頭的路可走。對於這點,何大一很清楚他自己所要走的路。
「我最在意的還是自己能在科學上有多少貢獻,所以我把很多心力花在研究工作上。」何大一說:「當然我還有一些行政責任,尤其兩年前我研究中心機構剛成立時,一切從無到有,所有規章制度、運作形態都得制訂,管理上比較花功夫,上軌道以後就容易了。」
提到科學家,浮現在人們腦海的通常是愛因斯坦那種不修邊幅的形象,可是,何大一認為他所認識的很多科學家都不是那個樣子。「事實上,科學研究原就需要條理分明。行政工作是把每件該做的事,按時完成。這點不難,難的是牽涉到人的部分,跟人交涉往往很花時間」,他說。
不過,基本上何大一覺得他已經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目前的工作是一個絕佳的機會,把想法實現。過去醫學研究還屬於可以「小本經營」的範疇,大學堛犒篘蝡ЖN具有競爭力,不像物理或工程,很多實驗只有具規模的團隊才能進行。愛滋病研究正好到了一個轉捩點,開始必須結合比較多科學家,包括醫學、分子生物學、生化學、細胞生物學、免疫學等各種專家,從不同角度,共同針對一個問題進行研究。阿倫.戴蒙德中心這種專門機構,就能發揮此種功能。
在研究工作中,一分耕耘不一定能有一分收穫,所以不少研究者常處於挫折狀態。而且,在像愛滋病這麼熱門的領域,競爭更是激烈,在這種長期的高壓籠罩之下,何大一的應付之道是「保持樂觀的態度」。
「做這一行基本上個性要比較樂觀。眼前實驗不順,沒關係,想想長期以來,自己在這個領域累積了什麼貢獻,得到過多少正面的回饋,想到這些就能再積極向前」,他指出。
感謝升學壓力
何大一認為,這種積極樂觀的態度還得感謝台灣的升學壓力。在一九六○年代初期,初中聯考還沒有廢除,當年他念小學時,就已感受到升學壓力;因為要在激烈的競爭中金榜題名,必須很用功。有了這種經歷,除了在剛來的第一年因為語言問題而適應較困難外,他覺得在美國上學著實輕鬆愉快。
而且,中國人傳統上就注重教育。何大一的父親到五十歲時還到美國念博士,家裡來往的親戚、朋友都是「留學生」,整個環境充滿學術氣氛。此外,在一九六○年代,即使洛杉磯都還沒有多少華人,算是少數民族。「從小我就聽大人們說,要成功就得做得比美國人好,一樣好是不夠的,所以必須格外努力。」這點何大一一直牢記至今,他也確實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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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走在愛滋病研究的尖端。(古道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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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的阿倫.戴蒙德愛滋病研究中心是全球最先進的愛滋病研究機構之一。(古道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