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信，1966年生於台中，他的蒐藏生涯緣於早年經營當鋪生意時，跟隨蒐藏錢幣和愛國獎券的友人買了兩期單張獎券。看著已停止發行多年、曾讓人們懷抱發財美夢的獎券，引發他想一探究竟的衝動。

1995年，適巧有位愛國獎券蒐藏家想出讓一整套蒐藏品，他憑著初生之犢的傻勁，花了六萬多元買了下來；誰知後來又陸續接觸到愛國獎券大全張、樣張，再來則是獎券上的趣味號碼和聯號……，這才發現，要把台灣的彩券蒐集齊全，困難度及金錢的投注額度遠遠超過他的想像， 幸好有家人的全力支持，才讓他持續蒐藏下去。

1950年上半年的戶稅繳款單上清楚載明，政府除戶稅外還要徵收防衛捐、村里自治費、人民捐獻，每期約310元，當時一般委任公務員月薪為150元。

台灣彩票

台灣彩券史，要追溯到1895年開始的日本殖民時代。在慘烈的武裝抗日運動後，台灣政局漸趨穩定，在第4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及行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治理下，有些建設甚至超越日本，例如衛生下水道工程，當時台北城的下水道覆蓋率是全亞洲第一；1899年台北自來水道工事竣工，同年創立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等。

到了1905年，台灣的財政已能獨立自足，不需仰賴日本中央政府補助；1907年起更以關稅與砂糖消費稅「回饋」日本。但這些公共設施、慈善機構、衛生設備、社寺廟堂的保存維護皆需極大花費，總督府於是命令發行彩票、增補財源。

1906年6月，台灣總督府發佈律令第7號〈台灣總督府為慈善、衛生、保廟宇等事業發行彩票〉。

同年9月正式發行，第一次彩票，計4萬張，單張面額5錢（日幣），頭獎高達5萬元，是當時教師月薪（20至25元）的2000倍以上。日本政府並透過「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生報前身）出版《台灣彩票案內》，詳載彩票發行目的與各項細則。

重獎誘惑下，彩票掀起台民及在台日人的購買熱潮，日本國內民眾也紛紛委請在台親友代為購買，甚至透過境外的中國、新加坡等地的代售機構購買，以高出面額的價格搶購。由於日人經濟條件優渥，所購數量龐大，因此每次開獎，頭、二、三獎都被日本人拿走，台灣民間開始懷疑其中有弊，購買意願迅速降低，導致日本人反倒成了主要購買者，這不符合殖民政府「取之於台民、用之於台民」的原意，所以這個短命的彩票只發行到第5期就停止了。

日治政府在台灣發行第一次彩票時，還特地發行彩色紀念明信片。明信片正面左方為第一任彩票局長宮尾舜治，右方為用來開獎的法國電動開獎機。

愛國獎券

二次大戰結束後，1949年國民政府還在南京時，便擬定「愛國公債條例」，企圖「激發人民愛國情緒，集中財力，平衡預算，穩定幣制，以達成戡建大業。」該公債定額銀圓3億元，台灣省的募款額度為3000萬銀圓（約合新台幣9000萬元）。次年國府大舉遷播來台，因為該公債尚未籌募到既定目標，於是又在4月中發行第一期愛國獎券。

每張售價15元新台幣的愛國獎券，儘管第一特獎獎金高達20萬，但根據張維信蒐藏的各行業薪資表，當時一般委任公務員月薪才150元，台灣鹽業3級技能工月薪63元，食米每公斤收購價為5角2分，民眾生活拮据，哪有餘裕花大錢買發財夢？因此市場反應冷淡。

為此，從第2期開始，愛國獎券第一特獎獎金維持不變，但每張售價大幅降為5元，並且連續二十多年不曾調整，直到1971年1月才調漲為10元，並自當期開始，啟用法國進口的電動開獎機開獎，取代原先的手搖式開獎。

愛國獎券剛開始印製的圖案與紙鈔雷同，從1951年11月第36期開始印上反共標語，如「反共抗俄」、「打回大陸」、「重整山河」、「消滅共匪」。其實在那個年代，所有的印刷物都看得到這些精神標語，例如樂園牌香菸外盒上就印著「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台灣作曲家楊三郎所組的黑貓歌舞團，演出時所印的歌冊《黑貓名曲選》，封面也依規定印上「打回大陸」、「解救同胞」字樣。

後來為了美觀及吸引買氣，愛國獎券逐漸改為彩色印刷，印製的圖案包括大陸及台灣的名勝景點，例如西安的大雁塔、台灣總統府、莒光樓、中山堂；逢年過節，還有年畫增添喜氣；更有宣揚國家重大建設的核能廠、蘇花公路等圖案。欣賞一張張印製精美的愛國獎券，彷彿看到台灣經濟建設發展的縮影。

令人料想不到的是，1987年12月27日，為了遏止依附愛國獎券而衍生的「大家樂」瘋狂賭風，發行長達37年8個月、共計1171期的愛國獎券，在無奈中劃下了句點。

1987年12月27日第1171期，為發行長達37年8個月的愛國獎券畫下句點。

週邊產品知多少

回想蒐藏愛國獎券的過程，數次的漫長等待和驚喜，讓張維信點滴在心頭。他拿出4年前以17萬元高價買下的愛國獎券第1期樣張表示：「樣張，是發行單位印製給販賣機構張貼宣傳用的，並不算正式發行，數量不多，所以蒐集上相當困難。」面對可能是台灣僅此一張的高價樣張，又是自己樣張拼圖中獨缺的一角，幾經斟酌仍忍痛買下。

這樣的心理煎熬也出現在「大全張」（每期大全張分別有10、15至20不等的單張）的蒐集上。總計1171期的愛國獎券大全張，有幾個高難度蒐藏關卡。首先是1086、1121、1151這3期，因為適逢農曆春節，發行單位台灣銀行提高特獎獎金，由於擔心民眾搶購大全張會獨得獎金、變成暴發戶，在媒體登高呼籲下，銀行從善如流，將大全張拆賣，卻也造成蒐藏上的困難。

另外，一般愛國獎券的對獎號碼為6碼，但若銷售量超過百萬張時，對獎號碼便需增加為7碼，意即同一期獎券可能出現6碼和7碼兩種對獎號碼，歷年來共有129期銷售超過百萬張，而目前全台只有3套完整蒐集版，其中一套就在張維信手中。

「趣味聯號」也是藏家的最愛。張維信強調，當時民眾深信同一號碼聯號的彩券例如888888不會中獎，他特別查看每期中獎號碼單，發現這種「聯號魔咒」果然不假，而發行單位惟恐經銷商不願銷售這類彩券，也會特地拆賣。就這樣，他為了蒐藏一張同碼聯號的大全張等了兩年，才將趣味聯號蒐齊。

當時愛國獎券的銷售點非常多，包括車票亭、銀樓、五金行、茶莊、理髮廳，甚至連米店也可買得到。張維信拿出五虎唱片的唱片封套，指著上面印製的「幸福券」表示，當時的唱片公司為了鼓勵民眾購買正版唱片，特地在封套上印製一組號碼，並指定核對某一期的愛國獎券，對中的就可兌換禮物。

身為全台唯一全套完整的愛國獎券藏家，張維信不僅有單張、大全張、樣張、趣味聯號、中獎號碼單，連銷售點的宣傳牌、經銷商專用的收錢袋，都在他的蒐藏範圍內，「愛國獎券達人」的封號，的確名不虛傳。

中樂透，發大財，是每個人的心頭美夢。但最近華航員工在美國獨得樂透頭彩後，倉促離職搬家、揚言要「跑路」的消息，頗值得深思。

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

剛開始，張維信只是單純地蒐集各式獎券，卻在偶然機會下，蒐藏到一張高雄縣旗山鎮公所發出的第一期「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繳款通知單，上面清楚載明：「右開價款，希遵限如數繳納，不得延誤，否則以違反國家總動員法論處。」

只因延誤繳納購買獎券款項，居然就以違反國家總動員法論處？這樣的法令讓張維信難以置信，但白紙黑字的公文鐵證如山，讓他好奇地追溯國府在1950年發行「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的原委。

張維信指出，國府在1949年中國大陸失守後，大批軍隊播遷來台，駐紮在各地學校，嚴重影響學童上課，為了趕建營房，並加強沿海防衛工程，籌措戰時經費，當時台灣省政府公布「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發行辦法」，於1950年6月1日起發行3期。

張維信指出，「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每張面額為5元，和當年4月剛發行的愛國獎券一樣，但頭獎金額卻只有1萬元。儘管政府喊出：「每日少抽4根樂園牌香煙，一個月就可買一張」，而且沒有中獎者可於2至5年後贖回，可是民眾還是不願意購買。

1950年，當時的台灣省政府發行了3期「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並規定具有財力卻故意拒購者，得以「違反國家總動員法」論處。

配額與戶稅

為了達成籌款目標，當時的台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主持縣市首長會議中決議：「凡具有財力故意拒購、阻撓本辦法之推行者，得以違反國家總動員法論。」省府也對各縣市規定「配額」，各縣市政府、區鄉鎮公所、里鄰單位，都必須參酌年度的「戶稅」生產額及住戶生活狀況，累進推銷。

所謂「戶稅」，相當於現在的所得稅。1948年，地方政府只向人民徵收單一戶稅，但是國府大舉播遷來台後，1950年上半年度開始，除戶稅外，還強徵防衛捐、村里自治費、人民捐獻，每期半年約310元，相當於公務人員兩個月的薪資。為了強迫推銷「節約救國有獎儲蓄券」，以戶稅5元以下購券1張，5元以上購券2張，10元以上3張，依此類推認購，民眾若是不予認購，則依違反國家總動員法論處。

為了佐證這段幾已湮滅的歷史，張維信除了蒐集到僅發行3期的儲蓄券及樣張外，也透過台灣省政府公報及中央日報等記載及報導，釐清儲蓄券發行的來龍去脈，顯見當時的政治強制力及肅殺之氣。

1906年9月23日，日本政府在台灣發行第一次彩票，單張面額5錢，頭獎5萬元，掀起台民及日人搶購熱潮。

鑽石救災獎券

除了這種強迫性的「不樂之捐」外，國府還擬出名目，發行一次性的彩券，誘使民眾掏錢去濟助中國大陸人民，例如「鑽石救災獎券」和「救助大陸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獎券」。這對當年需從戰後荒礪中重建家園的台灣人民而言，也算是沉重的負擔。

這種彩券史上罕見的「鑽石救災獎券」，背後有一段故事：

1950年代初期，中國旱災嚴重，出現空前飢荒。1953年底，行政院以日本歸還我國戰時被劫物資中的飾鑽一批，撥交「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總），以發行獎券方式處理，所得款項用以救助大陸災胞。

為此，救總特別延請鑽石專家負責鑑定，並於1955年3月18日發行。為了吸引民眾購買，彩券上特別畫著國軍運輸機對大陸災民空投救濟物資、台灣土地上士農工商民眾合力抬著一顆大鑽石的漫畫。在台北市三軍球場開獎時，救總理事長谷正綱還親自到場主持，根據報紙記載，當期獨得17克拉巨鑽的頭彩幸運兒住在台北市。

1962年，中國推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造成社會經濟與農業生產的巨大破壞，加上一連串的天災，大陸人民在不堪饑餓、生存絕望的情形下掀起集體投奔香港的狂潮，史稱「五月逃亡潮」。

台灣政府除將食米等救濟物資捐贈香港政府之外，對逃港難胞依其志願接運來台，分別予以就學、就業、就醫、就養。由蔣宋美齡女士所創立的「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簡稱婦聯會），也於同年8月1日發行「救助大陸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獎券」，共印製7萬張，每張售價100元，分別由婦聯會及台灣銀行銷售，得款六百餘萬元，悉數移為大陸投奔自由祖國難胞的救助費用。

當國家出現重大災害時，發行彩券籌措重建基金，幾乎是各國政府的必然措施。1959年台灣發生「八七水災」，隔年政府便發行了12期的「八七災區復興建設儲蓄券」。

八七災區復興建設儲蓄券

當國家出現重大天災時，發行彩券籌措災區重建基金，幾乎是各國政府的必然措施。台灣史上發生的兩次重大天災──1959年的「八七水災」和1999年的「921地震」，政府都曾發行彩券因應。

1960年1至6月，政府共發行12期的「八七災區復興建設儲蓄券」，每期發行一百萬張，每張10元，沒有得獎者可於10年後贖回。由於民間慷慨解囊，讓政府順利吸收了一億兩千萬元的游資重建災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儲蓄券還是所有獎券中，唯一可以自由買賣、向銀行質押借款，甚至還可作為公務保證，非常特殊。

政府在1949年4月11日發行第一期愛國獎券，每張售價15元，第一特獎獎金高達20萬元。但當時民間公司員工薪資不足百元，所以買氣低迷，因此從第2期開始，售價降為5元。

繳硬幣換幸運券

1973年，政府又發起了一項「殺豬運動」，但殺的可不是活生生的豬，而是學童用來儲蓄的「撲滿豬」──只要民眾拿總計達100元的各種硬幣儲入郵局，即可獲得一張幸運券，頭獎是大同彩色電視一台。這個運動的目的，是解除國庫的一元硬幣荒。

從當時的新聞簡報可看出，1972年下半年開始，市面上流通的一元硬幣開始出現短缺現象，隔年供不應求的情況日趨嚴重，使得小本經營的零售商、小吃店和攤販，常因找不出零錢以致無法做生意，或是只好用其他同等值的物品來代替，最常用的有郵票、印花、香煙、糖果等。由於當時雜貨店並不普及，大部分消費者都能接受「代用品」而相安無事，不過還是糾紛頻傳，引發社會不安。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當時一元硬幣不敷使用並不是中央銀行供應不足，最可能的原因居然是因為政府多年來一直透過教育體系，向學童灌輸儲蓄觀念，市面上出現各式各樣價廉物美的「塑膠豬」撲滿，家長也鼓勵兒童將硬幣拿來「餵」豬，一時間蔚為風氣。據說最大的塑膠豬，可吃進千餘枚一元硬幣，而且多數的兒童在撲滿存滿硬幣之後，還捨不得將豬隻「宰殺」，寧願留在家中做為擺飾，因此造成市面上流通的硬幣越來越少。

為了解決硬幣荒，中央銀行除了日夜加工趕製外，也立即向國外訂購一元硬幣，甚且還恢復了自1961年停止發行的一元紙鈔，並發起了這場附帶有「繳存硬幣贈獎幸運辦法」的「殺豬運動」。

張維信強調，儘管這張「殺豬」彩券年代不算久遠，但市面上的真品不多。由於當時彩色影印仍屬罕見，因此該獎券的彩色影印膺品騙過不少藏家。張維信初次蒐藏到這張彩券時，興奮地向同好報喜，但經提醒後，才發現自己買到的是膺品，之後又經過兩年的尋尋覓覓，才從一位藏家手中購得。

政府於1962年發行的「救助大陸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獎券」，所得款項悉數移為大陸逃奔自由祖國難胞的救助費用。

吉時樂，繼續樂透

1987年底「愛國獎券」停止發行後，國內的彩券熱也隨之沉寂。到了1999年底，政府委託台北銀行不定期推出公益彩券「吉時樂」（刮刮樂），想發財的民眾大為興奮，但對張維信來說卻是個「很糟糕」的消息。為了維持彩券的完整性，每期吉時樂（售價從50至200元不等）都不能漏掉，每個月都要固定支出一筆費用，有一期北銀甚至還推出了12星座的吉時樂，害得張維信必須一口氣買下12張。

再說，別人買「吉時樂」，為的就是馬上刮開試手氣，一圓發財夢，但張維信卻得耐住性子，因為這些彩券都不能刮開對獎，否則就會失去了收藏價值。幸好接著發行的「大樂透」首次採用感熱紙列印，3個月後就字跡全無，不具收藏價值，否則張維信恐怕又要荷包大失血了。

除了蒐集官方發行的獎券外，張維信也涉足民間獎券的蒐藏，從彩券行的獎券到候選人所發行的募款獎券，他都沒有放過。為了蒐集各政黨候選人發行的募款獎券，每到選舉期間，他就四處參加餐會，入境隨俗喊「凍蒜」（當選）。

11年來，傾盡大部分積蓄，奔走全台各地，甚至透過網拍搜尋，40而立的張維信，從一張張彩券中更加瞭解台灣的歷史脈動與庶民心聲。懷抱一股對鄉土歷史的熱愛，他的彩券王國，不僅為台灣彩券百年史留下見證，也從數字變化中，參透自己的人生密碼。

1999年台灣發生大規模、死傷慘重的「921地震」，政府為籌措民間游資重建災區，共發行24期「二合一公益彩券」。

別人買彩券，為的是一圓發財夢，但對彩券達人張維信來說，他所架構的彩券王國，不僅為台灣彩券百年史留下見證，也希望藉此參透自己的人生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