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的秘密──生物資料庫

究竟什麼是生物資料庫？台灣為什麼要建構生物資料庫？又為什麼爭議不斷？

2003年4月，包含了30億個DNA字母排序的人類基因解碼計劃完成後，正式宣告「後基因體時代」來臨。緊接而來，研究族群間與個體間的基因遺傳差異，便成了亟待突破的重點工作。

為了提供研究資源，日本、瑞典、冰島、英國等國家紛紛成立規模大小不等的生物資料庫或基因銀行。

在這場基因大戰中，台灣當然不能落人後。

2004年行政院宣布，為了避免台灣在基因資料收集競賽中輸在起跑點，政府計劃推動建立台灣生物資料庫。

緊接著在2005年宣布啟動、5年內投資台幣150億元預算的「生醫科技島計劃」，除了「國民健康資訊基礎建設整合建置計劃」、「臨床試驗研究體系」之外，也將「台灣基因資料庫」納入計劃中。

只是，台灣生物資料庫命運多舛，空有遠大的目標和藍圖，卻一直在擾攘的質疑聲中搖擺不定，3年下來，始終只聞笛聲響，未見生物資料庫的列車正式啟動。

台灣為什麼需要一個生物資料庫？是趕時髦？還是真有不得不的理由？

中研院生醫所所長、台灣生物資料庫計劃主持人陳垣崇指出，任何特定族群的遺傳基因均具有獨特性，而全球15億華人雖根出同源，但因為歷史遷徙、風土民情的不同，生活型態也各個不同，其基因已受環境誘導而有各種變異，並發展出不同的基因表現，實在有必要建立一個屬於台灣本土的生物資料庫。

「藥害」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很多歐美大藥廠研發的藥物都是針對白種人設計的，」陳垣崇以抗癲癇、三叉神經痛藥物carbamazepine（中譯「卡巴氮平」）為例，台灣約有5％的民眾對此藥物嚴重過敏，會引發皮膚組織病變等史帝文生氏─強生症候群，問題就出在HLA-B基因型的差異；這種基因型有五百多種，其中台灣人較多的HLA-B*1502基因型者，服用此藥過敏的機率是一般人的193倍。

台灣生物資料庫的建立，與非單一基因的多重疾病、多重危險因子之世代追蹤研究，是一體兩面，互為因果的。

「這是一個為下一代著想的計劃，」陳垣崇指出，長期（約二、三十年）追蹤一群健康者，藉由貫穿一整個世代的研究，來瞭解其先天的基因組成與後天的生活環境中危險因子，找出致病原因，是台灣生物資料庫擘劃的基本藍圖。

中研院生醫所教授、台灣生物資料庫先導計劃共同主持人沈志陽以乳癌為例指出，女性賀爾蒙會促使細胞增生、子宮內膜增厚，因此，初經早、停經晚又不曾生小孩的女性，因為女性賀爾蒙作用時間較久，理論上屬乳癌的高危險群。但實際上，根據美國臨床統計，每3位罹患乳癌的女性中，卻有2位完全沒有上述的危險因子，只能推測基因可能在其中扮演推波助瀾或遏阻發病的角色。

也有研究者指出，輕微抽煙者（每日1∼5根）若帶有名為「CYP1A1 Val」的對偶基因，會增加罹患乳癌的危險性，可見基因與環境的交互影響。

再以肺癌為例，一般認為抽煙是肺癌的危險因子（罹癌機率為一般人的10倍），但台灣每9位罹患肺癌的女性中，只有一位抽煙。而這其中的未知因素，很可能又是基因。

「醫學界不可能把一群受試者的基因弄壞來觀察，因此除了找一群健康人，長期、持續觀察研究，別無他法，」沈志陽說，這樣的研究不是一蹴可幾的，像英國兩位科學家（Peto&Doll）研究抽煙的影響，時間就長達15年；美國德州大學教授畢斯禮研究B肝帶原者長達20年，才得到結論──B肝帶原者罹患肝癌的機率，是一般人的265倍！

台灣生物資料庫的目標是收集大量台灣人的基因資料，「以流行病學的科學計算，至少要20萬人以上，才能發揮基因資料庫的效用。」陳垣崇指出，過去的研究，囿於樣本數太少，無法提供基因與環境交互影響的完整故事，唯有透過大型的基因資料庫，才能進行有意義的交叉比對，對於本土疾病做大規模的世代研究。

從基因、環境、基因與環境相互作用等方面著手研究，找出哪些基因、哪些環境因素對我們最重要，屆時便可利用相關資訊發展藥物及各種基因修補療法、預防性醫學（如藥物過敏基因篩檢），以及為每位病患量身打造的個人化醫學。

人類基因解碼之後，各族群與個人間的基因差異，便成為下一步亟待突破的重點工作。

近年全球基因科技發展快速，雖然令人振奮，但另一方面，基因科技的種種不確定性，例如基因轉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又宛如脫韁野馬般的難以監控，越研究彷彿越令人不安。

國科會「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劃研究倫理委員會」（ELSI）召集人戴華指出，以救治病患為目的的基因研究，常與藥物試驗掛在一起，常會收集參與者的檢體以供未來研究，但「究竟要做什麼研究卻又語焉不詳。」面對拼圖資料仍然稀少星散的生物資料庫與基因研究，政府與各機構的「人體試驗委員會」（IRB）該如何審查？確實是個挑戰。

特別是基因與人權之間的論戰，一直以來爭議不休。

1997年11月，聯合國通過「世界人類基因組與人權宣言」，其中明文規定：「對人類基因組進行的各種研究及應用，特別是在生物、遺傳學和醫學方面，都不應危害到人權和人的基本自由，並應尊重個人與族群尊嚴。」

台灣的基因資料庫雖經易名為「生物資料庫」，但仍躲不過眾人對「基因」二字的畏懼與疑慮。中研院生醫所已從「可行性研究」（2005年8月∼2007年1月）進入「先導計劃」（2005年12月∼2009年10月），主管委託機關也從國科會轉移到衛生署，台灣生物資料庫的進展卻相當有限。

台灣生物資料庫先導計劃包括：生物醫學研究（中研院生醫所）、資訊平台（資策會）、生物產業發展（生技中心）、倫理法律（醫界聯盟）等4大範疇。而在倫理法律準則尚未能夠建構完整前，中研院生醫所的所有行動都動輒得咎，從研究對象的網羅到檢體收集的方法，都面臨質疑。

台灣生物資料庫「可行性研究」，透過駐站說明會及在各醫院、電台進行說明會，從2006年7月開始，在嘉義地區展開宣導與招募，已成功招募1,000位自願者。經由填寫基本資料、飲食習慣、自覺健康狀態等問卷項目，及包含腰圍、臀圍、體脂肪、血壓、脈搏、肺功能、骨質密度等項目的詳盡身體檢查，建立基礎健康資料，藉以檢討、修正程序，並評估正式啟動時可能遭遇的困難。

然而，目前生物資料庫仍未通過中研院IRB的審核，一切都還停留在上述的模擬運作中，重點工作──採血計劃──尚未能展開。

2006年元月，原按計劃時程擬進行的採血，因人權團體反對，光是「招募」自願者的方式，就已引發一陣撻伐，國科會只好又將計劃暫緩。看來要在2009年底完成全台灣3個地區、1萬5,000人的血液收集，恐怕變數多多。

「基因攜帶太多個人資訊了，這和單純的血牛賣血不同，因此絕不能『利誘』民眾參與研究，」立場強硬的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律組副教授劉靜怡指出，無論是提供金錢或以身體檢查名義進行血液採集，都是一種「欺騙」行為。

礙於不能有任何「利誘」，中研院只發給自願參與者300元的車馬費，但對於台權會連把身體檢查的結果「分享」給參與者，都視為引誘行為，在陳垣崇看來有些不可思議。

另一方面，劉宏恩指出，日本的基因資料庫特別向民眾說明，「不會將個別病患的基因解析、血液解析等結果通知樣本提供者」，以避免民眾誤認為參與研究可獲得免費體檢或基因檢查。

相對地，中研院生物資料庫若將分析結果提供給參與民眾，是否有誘導民眾參與免費體檢的「嫌疑」？民眾參與的目的究竟為何？也會因此混淆不清。

台灣生物資料庫採以「族群」為基礎的世代研究法，也成為爭議引爆點之一。

此計劃首先分別選定客家、閩南、原住民族群聚集的苗栗、嘉義、花蓮3個地區，徵求30到70歲的自願者參與這項長期追蹤研究。從生物檢體（血液、尿液）與飲食習慣、居住環境、生活型態、行為、職業、醫藥史等各面向，研究參與者的健康狀況，找出癌症、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及其他常見的本土疾病（如慢性肝炎、肝硬化）的致病機轉。

「基因資訊和傳統公衛資訊的差別在於，它牽涉的不只是個人，而是整個族群，」沈志陽說。

然而，正如德國納粹藉「優生」為名行猶太滅族之實的殷鑑不遠，在台灣，「族群」二字也容易牽動情緒反應與政治敏感神經，即便在強調客觀理性的醫學領域，也同樣難以避免。

以馬偕醫院血液實驗室教授林媽利一項針對SARS的研究為例，研究結果聲稱，因組織抗原不同，台灣的閩南、客家族群較容易感染SARS，而「北方漢人」（來自北方的外省移民）比較不容易感染。此一結果，曾引發「族群歧視」、「族群分化」的抨擊。

族群歧視的恐慌，特別容易在原住民族群中發酵。劉宏恩指出，原住民由於人口少（47萬人），過去又有被長期打壓的歷史，因此更擔心被標籤化（例如因原住民有酗酒基因，就被視為天生的酒癮者）。研究單位徵求原住民自願參與者時，除了詢問個人意願外，還得通過參與者所屬部落的「部落會議」才能算數。

「基因滅族的危機是不必要的惶恐，」陳垣崇說，人類4大人種（白種高加索人、黃種蒙古人、黑種非洲人、棕色澳大利亞人）的基因型都已經在網路上公開了，美國基因定序的主持人凡特甚至把自己的基因圖譜放在網路上，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只有A、G、C、T4種鹼基、卻衍生超過30億種組合的DNA排序，解開了許多醫學上的難題，卻也引發基因歧視、優生學、階級戰爭等種種疑慮。

由於基因代代相傳，是一種可綿亙萬年、穿越時空、且持久性的家族生物標幟，牽涉的不僅僅是個人，萬一被洩漏，整個家族甚至該族群的遺傳性狀、生理、心理、個性都會被一覽無遺；若驗出如阿滋海默症（老人失智）、肌肉萎縮症等具遺傳特質的重症基因，將可能在求職、結婚、生子、投保醫療險等方面遭受刁難與歧視。因此，只取得個人同意是否足夠？便成為一個難題。

冰島就發生過一起類似案例。2000年，一位受試者過世後，其女兒認為父親與自己有共同的遺傳特質，惟恐洩漏她的健康特徵，因此要求將父親的資料從國家大型基因資料庫中移除，遭到拒絕後狀告政府侵犯她的隱私權。此案在2003年判決，冰島最高法院以政府侵害憲法明文保障的個人隱私權為由，判冰島政府敗訴。

此案判決之後，超過兩萬名冰島民眾選擇退出基因資料庫，導致政府原擬建構的國家型基因資料庫幾乎破局。

台灣生物資料庫所以爭議不斷，原因是其中牽涉太多未知因素，特別是當個人權益與公共健康或公權力執行有所衝突時。例如將來受試者的基因資料、病歷、戶籍、健保資料是否都要連結？連結之後，可能會發生什麼情況？近日疾病管制局列管的開放性（具傳染力）肺結核病人資料在網路上外洩，以及航空公司是否有權利（或義務）拒載肺結核病患？各級學校是否有權拒絕愛滋寶寶入學？……等等問題，更是讓人對未來基因圖譜透明化心生恐懼。

「DNA的用途無法被保證，」基因體國家型科技計劃ELSI組計劃主持人劉宏恩指出，要如何確保生物資料庫只做研究用途？將來法院若要求調閱某位受試者的DNA以支援偵辦重大刑案，中研院的生物資料庫可以拒絕嗎？

又如親子鑑定，在被告不同意主動提供檢體的情況下，法院可以調閱被告的DNA嗎？「有多少人希望真相被挖掘出來？」劉宏恩表示，這不僅牽涉到孩子的權益、遺產問題，甚至會造成家族糾紛，對社會的衝擊不可小覷。

「分明就是台北101大樓的規模和影響，又如何以臨時工地的方式便宜行事？」劉宏恩比喻，建構國家型生物資料庫前，任何未來可能發生的事都要先想清楚、說明白，讓社會大眾充分瞭解，「不能等大樓蓋好了，才想到附近景觀，才來規劃交通。」

「要讓民眾事先清楚，生物資料庫的完整規劃是什麼？未來用途有哪些？受試者同意參與與授權的範圍究竟有多大？不能邊做邊改，一直說不清楚，」劉宏恩指出，在目前資訊不夠透明公開的情況下，大家只能針對種種「假想敵」砲火亂射，也引發不必要的憂慮。

站在民眾立場，政府「老大哥」的監控陰影，與社會無所不在的各種歧視偏見都揮之不去；以人為方式介入或干擾大自然運作的科技傲慢也令人疑慮，但站在「沒有風險就沒有進步」的科學研究者立場，知識本身的價值高於一切，至於如何善用或避免濫用，是下一階段的技術性問題，不應成為延遲研究的藉口。

「許多國家計劃的比我們晚，卻開始的比我們早，」陳垣崇語帶迫切地指出，現在不僅先進國如英國、瑞典、冰島、日本成立生物資料庫，就連對岸的中國大陸和馬來西亞都已設立，台灣的生物資料庫卻仍卡在「枝枝節節」的爭議上，動彈不得。

其實，每個國家的生物資料庫的模式和運作型態都不盡相同。最早（1998年）成立的冰島，卻也是爭議最多的。

冰島是全球第一個正式成立全國性生物資料庫的國家。冰島是維京人血統、封閉的島國，再加上全國醫療保險建立已久，醫療記錄完整，非常適合進行族群研究。冰島政府原擬做國家型資料庫計劃，將全冰島30萬人民的基因、病歷全部納入，並通過立法，強制人民必需要經過申請才能退出這項基因收集計劃，後來因被最高法院認定違憲、侵害人民的隱私權而作罷。目前由冰島政府授權一家美國私人公司──deCode Genetic──經營，大約有10萬人加入，約為全國人民的三分之一。

日本的資料庫型態則最為不同。

日本「因應個人基因資訊之醫療實踐計劃」（又名「個人化醫療實現計劃」），是以糖尿病、肝炎、高脂血症……等47種常見疾病為研究標的，透過協同參與的醫院，蒐集30萬名患者的血液樣本和臨床病歷資料及相關生活習慣，進行比對研究。換言之，日本的生物資料庫收集的是病人檢體，不招募一般國民，也不以長期追蹤、建構完整族群基因圖譜為目標。

與台灣生物資料庫型態最接近的，應屬英國。

英國資料庫由非營利的法人團體管理，本身不成立研究中心、不進行研究，只提供研究平台讓各研究單位提出申請，資源包括檢體、基因資料和個人醫療記錄等。經過6年籌備，英國在2006年3月才正式公開徵求45到69歲的自願者，目標為50萬人。

「目前是全輸的狀況，」劉宏恩指出，社會溝通或許不是科學家的專長，但既然要做，就必須聯合各外界團體，將資訊對外透明公開，透過大學演講、社區宣導、立法院公聽會等各種方式，藉科學方法、程序正義等各面向進行溝通、辯論。例如，未來生物資料庫的使用權歸屬於那個單位？權限如何制衡？這將影響其「公益性」，必須儘早釐清。

「站在醫學與科技競爭的角度來看，台灣即使今天開始做，也已經趕不上了，」沈志陽表示，目前馬來西亞和對岸的中國正以傾國之力加速推進，台灣在基因領域力爭「亞洲第一」的努力將嚴重受挫。

「這不是競爭快慢，也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社會選擇的問題，」生物資料庫共同主持人、生醫所教授沈志陽指出，目前各界對於「由誰來組成外部監理委員會？」尚未達成共識，因此遲遲不能通過中研院IRB的審核。

做為開路先鋒，陳垣崇與沈志陽仍誓言要努力奮戰到最後一刻，但，「如果透過理性辯論，大家認為有風險就不應該做，那麼作為一個科學研究者，也只能接受，」陳垣崇坦然表示。

究竟該怎麼看待這個科學與人權之爭？如何打破社會公益和個人權益僵持不下的難題？目前似乎還沒有答案。

基因圖譜與生物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