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坐觀羅敷——訪法國漢學家侯思孟

指著書架上厚厚的三鉅冊，身為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所設的「中國歷史與文學研究小組」召集人的侯思孟，有著難掩的欣慰與自傲：「這些都是中國小說和話本的目錄、提要，不久還會再出三冊，我們的目標是把每篇中國短篇小說都附上法文提要，這可是大工程呢！」

（張良綱）

一心想學「陶淵明」

主編了一系列的中國小說目錄提要，侯思孟的專業領域卻不在此：「我主要研究漢末以及魏晉南北朝的詩和樂府」，他說。也因為如此，英籍漢學大師崔傑士（Denis C.Twit chett）在美國普林斯頓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其中漢魏六朝以迄隋初的文學史部分，就由侯思孟參與編寫。

德裔，出生於美國，侯思孟的第一個博士學位得自耶魯大學。一九五七年，年方卅出頭的侯思孟到法國教書兼遊學，受教於法國漢學大師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門下，又以「嵇康」為主題，獲得巴黎大學中文博士學位。

提起這段求學歷程，侯思孟回憶說，當時一心想學的原是「陶淵明」，可是老師戴密微認為要懂陶淵明，先得了解魏晉名士清談之風，於是讓他在「竹林七賢」的阮籍與嵇康中二選一。年輕氣盛的侯思孟選了「作品比較多」的嵇康，「後來才發現阮籍比嵇康難多了、隱晦多了！」侯思孟頗有「錯過了一個大挑戰」的遺憾。

侯思孟每天讀的、寫的、教的、談的，全是中國古詩。（張良綱）

中國文化像圍棋

不論是阮籍的「詠懷」詩，或嵇康的「幽憤」詩，或魏晉南北朝為數眾多的樂府，侯思孟每天讀的、寫的、教的、談的，全都是中國古詩。

「中國詩難不難懂？」這個問題，引來了一連串苦笑：「難！難極了！」

侯思孟先引用戴密微的話：「中國文化如同圍棋，『遊戲規則』簡單明瞭，半分鐘就可以解釋完畢，但真正玩起來，才知道其中的精微奧妙。」

「中文也一樣」，侯思孟說，表面看來，中文沒有動詞變化、沒有陰性陽性、也沒有單複數。講述任何時間發生的事，只要冠上適當的時間副詞，像是「剛才」、「明年」等即可，比起許多法國人一輩子也搞不清法文動詞的時態變化，中國人似乎幸運多了。

「但正因為規則少，所以變化彈性大，從外國人眼光看來，就有無所適從的感覺。」而「詩」的語言尤其是如此。

四言一句、五言一句，最長也不過七言一句，但每一個字在本意之外，往往還有所「比」、有所「興」，「七個字都懂，可惜合成一句詩，就教人摸不清它要講什麼了！」

在侯思孟辦公室中，經常可見知名漢學學者高談闊論。（張良綱）

「前置作業」費功夫

除了文字本身的含意及意象不容易捕捉，詩中錯綜複雜的思想淵源及各種「典故」，也是考驗學者功力的「入門磚」。

「不讀楚辭、老莊，就不可能領會魏晉南北朝的詩；不懂儒家情懷，也不可能瞭解杜甫」，這種「前置作業」對中國人來說或許困擾不大，但對外籍學者而言，很可能就因此「卡」在某一點，動彈不得。

舉例來說，阮籍傳世八十二首「詠懷」詩中的第二首，一開始就引用「列仙傳」裡神人相戀的傳說，而全詩十四句，有五、六處是引自詩經、漢書，以及戰國詩人宋玉的賦文。

這些從別處「斷章取義」來的字句，往往在原文中另有指涉，例如出自漢書韓信傳的「金石交」一詞，不僅是字面上「如金石般堅固的交情」，它還令讀者聯想起漢高祖與韓信間的種種糾結。「如果不深究詩中每一個典故的出處，會錯失很多玄機」，侯思孟說。

此外，「背景知識」——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或歷史的——也是一大課題，尤其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幾個大動亂時期之一。激烈的政治鬥爭、漢胡各民族的融合、外來佛教及中國神仙道教的興盛，都深深影響每一位詩人的性格和思想。

例如阮籍常藉酒為護身符，晉王司馬昭替他的兒子司馬炎提親時，阮籍既不敢峻拒，又不屑答允，只有爛醉六十天，讓司馬昭開不了口、知難而退。「只要想想那時候有多少名士因為得罪權貴而『罪誅九族』，就可以諒解阮籍的詩為什麼總是『躲躲藏藏』的了」，侯思孟說。

法國民歌有相似特質

「文人」寫的詩，典故多、含意晦澀，相較之下，採集自民間的「樂府詩」則直接、質樸得多，其中描述人民在亂世顛沛流離的詩作，像「戰城南」、「婦病行」、「孤兒行」等等，尤其令侯思孟感動不已。

「『樂府』是中國的民間詩歌，令人驚訝的是，全世界的民間詩歌似乎都有相似的特質，實在是很耐人尋味」，謙稱對「比較文學」涉獵不多的侯思孟，也不禁對不同文化中反應出來的「共通性」感到好奇。

侯思孟指出，一八五二年時，法國政府也有過「採集民歌」的計畫，當時並列舉了法國民歌的四個特點，以便和文人作品區分。

所謂四個特點，一是押韻不嚴整；二是詩中有許多華麗的意象，如金銀鑽石等等，特別是描寫女人時，即使是女僕，也往往穿金戴銀；三是對話轉換跳接得很快，有時不容易確定是誰在講話；第四則是常常藉擬人化的花草鳥獸來講話、來表達感情。

用採集法國民歌的準則來看「樂府」，的確相當貼切。

「重構」古詩，解讀平民生活

侯思孟以「陌上桑」（豔歌羅敷行）為例指出，全詩五十三行，和詩文慣例的「偶數行」不相符；而羅敷只是一個王侯家令的妻子，還要外出採桑貼補家用，卻被描寫為「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這也是民間詩人滿足平民慾望的一種方式。

此外，「陌上桑」中既有旁觀者的舖陳，也有羅敷和「使君」的對話，而最後一段洋洋灑灑地描述羅敷的夫婿如何出眾，則已難界定究竟是羅敷在自詡，還是旁觀者在「助陣」了。

話說回來，「民間詩歌」雖然較少「文人傳統包袱」，但另一方面，正因為它們描寫的都是平民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因此對當時社會、民俗的瞭解又構成了另一個難題。

侯思孟舉了一個例子：「陌上桑」和另一篇辛延年作的「羽林郎」都是講述美女不屈於權貴勢力的故事，可見當時權貴欺掠婦女的事件層出不窮。「這類作品，若純依道德訴求而解釋為『堅貞女德終於勝利』，往往會忽略了其中透露的種種社會學、心理學上的意義。」

「羽林郎」開頭四句是「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表面上是指西漢大將軍霍光縱容家僕魚肉鄉民的事，實際上指涉的卻是東漢的竇憲。以竇憲家臣欺凌百姓，百姓非但不敢反抗，反倒曲意奉承的種種史實看來，十五歲賣酒的胡姬，再怎麼「大義凜然」，恐怕也難全身而退。因此侯思孟認為這是亂世中人們「一廂情願」式的，逃避現實的幻想。

「如果不弄清楚當時的社會背景，以及權貴對平民、男性對女性的態度，就不可能瞭解這首詩的真正動機和其中舖陳的氣氛」，侯思孟把這種讀詩方法形容為「重構」——重新揣摩架構每一首詩寫作時的情境，「身歷其境」地去領會。

雙重文化背景

類似這樣的「文學範圍」以外的「功課」似乎永遠也做不完。「我要花很多時間讀中國歷史」，侯思孟提起硬啃「漢書」、「史記」的經驗，仍不免皺起眉頭，「中國歷史又長又複雜，單是那些人名、地名，就總是記了又忘，好像一輩子也捕捉不住。」

「還有，讀中國學者寫的文學評論也很重要」，形容自己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侯思孟很瞭解「外國人怎麼讀也讀不過中國人」這個事實，因此參酌中國學者的意見，也幫助他瞭解中國詩的字句含意，避免發生「讀到的和讀懂的不太一樣」的尷尬情形。

本身為德國後裔，又花了數十年精研中國古詩，侯思孟所指的「雙重文化」卻是英文和法文。

在美國成長、受完教育，侯思孟來到法國後，偶爾聽到法國的「英美文學學者」討論英國詩，也不免有「毛髮豎立」、哭笑不得的時候。

他舉了一個例子，英國「伊利莎白王朝」和「雅各王朝」有著不同的文風，稍具文學基礎的英國人應該都能辨識出來，因此當他聽到一位素孚眾望的法國「英美文學學者」將兩者混淆時，不免大吃一驚，後來想到自己讀中國詩時也偶有「張冠李戴」、「會錯意」的情形，才報以諒解的一笑。

當然，讀中國人寫的評論，有時也會有「不同意」、「不服氣」的時候。侯思孟就覺得嵇康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一個「只求出世成仙、不求濟世」的「非政治人」，可是卻有一部分中國學者把嵇康認定為「儒家本位、道家只是掩飾」。然而，在眾說紛紜之中，誰又曾認真考慮一位「外國人」提出的見解和論證呢？

「變得愈來愈順服」

此外，「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包袱太重，常讓人透不過氣來」，侯思孟相信這也是許多外籍漢學者的「困擾」：「你很難跳離這一大堆包袱，為某一個小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重新定位、或是推翻前人的意見，為某一部作品找出新的意義」，侯思孟說。

當然，這種魄力、這種眼光，中國學者也少有人能具備，不過，在美國長大，從小就被要求「獨立」、「有創見」、「向權威質疑」的侯思孟，雖然「一次又一次被中國學者的權威說服，而變得愈來愈順服」，但他說，「向既有權威和既定看法挑戰的意志，可以促使自己不斷進步，我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在嵇康、阮籍上一留廿、卅年，原來想學的陶詩猶未正式開始，侯思孟至今想來，還相當遺憾。走過漫長的中國文學之路，挫折難免，卻也嘗過不少意外豐碩的果實，他堅定地說：「或許我還不能進入中國詩歌的殿堂，但向國際人士推介中國文化，喚起重視並引起興趣，也就是我的心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