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風雨兩岸情──專訪陸委會主委張京育

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開放大陸探親以來，兩岸交流已正式進入第十一年。之間，世局變化，東西冷戰結束，兩岸國情的演化、新領導人的不同風格，環環節節都影響著兩岸的關係，而兩岸關係不但影響著兩地人民的福祉與未來，也關係著亞洲、甚至整體國際局勢的安危。那麼，身掌中華民國對大陸政策主管機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張京育，在兩岸交流已滿十年，兩岸關係卻似仍懵然未明的今天，對目前的情勢、未來關係的走向，以至於與之互動的國際大局可能產生哪些變化，有些什麼樣的看法？

問：先請主委談談歷史，兩岸交流已整整十年，您認為兩岸關係在這十年間有哪些變化？是否可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這些變化基本上是由哪一邊主導的？是否照著國統綱領的進程而行？

答：兩岸關係發展十年以來，以交流與協商為兩個主軸。先說交流，這十年來，我國民眾赴大陸的人數已超過一千一百萬人次，函電來往累積上億封（通），文教由學術而藝文、科技、體育、大傳，包羅萬象；經貿方面，台商在大陸投資金額約達一百二十億美元，在大陸外商投資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港資，十年來兩岸間接貿易累計已超過一千二百億美元。兩岸在文教、經貿方面的密切交流可說已使雙方關係進入一新的里程。

兩岸人民間的交流自然會產生種種實際問題，協商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我方海基會和對岸的海協會成立以來，已進行了十七次的事務性協商，而民國八十二年「辜汪會談」建立兩岸制度化溝通協商管道，是兩岸關係發展以來極為重要的成就。協商代替對抗是我們一貫的主張，制度化的協商管道，正是落實這項主張的基礎。

誰也不能主導誰

十年來兩岸交流大體上是依循「國家統一綱領」進程的設計，但兩岸關係的發展不是單方面所能控制，所以沒有誰主導誰的問題。我們希望未來兩岸共同面對的大環境是以溝通化解誤會、以協商代替對抗、以合作創造互利的時代。

問：一般人仍然不太了解，什麼是國統綱領的近、中、遠程階段，陸委會在實地政策的制訂方面如何配合；海基會與海協會各個階層的實地談判過程與結果又與國統綱領與陸委會政策之間如何互動，可否請主委作一說明？

為因應香港九七新局，去年五月海基會副秘書長張良任（右）和大陸海協會授權、香港船東會主席趙世光為香港代表，展開有關台港海運新模式的會談，這是兩岸在中共對兩岸協商叫停後的第一次會談，談判結果頗為圓滿。然而似乎並未如樂觀人士所期望地具「解凍」指標作用，兩岸協商之門仍待重開。（海基會提供）（海基會提供）

答：「國家統一綱領」是李總統邀集朝野俊彥組成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審慎研議後，於八十年二月擬訂，並在三月經行政院會通過，而成為大陸政策指導綱領，可說是我大陸政策的原則，透過政策、法案加以落實。它在進程上分成近、中、遠程循序漸進，但並沒有一個時間表，而是視兩岸關係的變化而畫分，第一階段是「交流互惠階段」，也是兩岸關係的現狀；第二則進入「互信合作階段」，這可依幾個具體的指標來判斷：首先雙方必須摒除敵意，而我國在民國八十年已經宣布終止動員勘亂時期，但大陸至今仍未放棄武力，還以軍事演習、飛彈射擊威嚇台灣；第二個條件是不否定對方：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來，確實是分治的狀態，中共必須正視這個事實，承認我們；第三個條件是不在國際上相互打壓；有了這三個前提，即可進入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最後也就是國統綱領的第三階段時，雙方對制度、生活方式等都有所共識，則可進入「協商統一階段」，由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展開談判，這也就是國統綱領所說的遠程目標。 沒有既定時間表

問：您怎麼看待現在的兩岸關係？如何能有所突破或改善？什麼時候才能「三通」？

答：兩岸之間目前最大的問題在於，中共當局至今仍然漠視兩岸隔海分治的事實，不肯承認中華民國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中共總是堅持其所謂的「一國兩制」對台政策，以霸權心態對待台灣，視台灣為其地方政府，自認為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種心態、政策不改，兩岸關係就難以大幅開展。

展望未來，「和為貴」「和則兩利」應是發展兩岸關係的基礎，雙方如能秉持互惠原則，多作良性互動，自當有助於中國的民主統一。

至於「三通」，一定要在國家安全有所保障、國家尊嚴得到維護時才有可能談。在有一方一直處心積慮地在「謀」你時，如何去談包括領海、領空等各項相關問題的「三通」？

問：國統會剛剛召開過全體委員會議，李總統強調「戒急用忍，行穩致遠」，仍是原來的基調，似乎並未回應民間、尤其是商界，對兩岸交流腳步應加快的要求，這是為什麼？和陸委會對大陸局勢的研判有直接關係嗎？

答：談這個問題前，得先看兩岸的大環境，大陸不放棄使用武力，對我仍不時予以軍事恫嚇。經貿和大局有關，軍事、政治、外交不斷打壓下，經貿不可能獨善其身，我們的治權不到大陸，兩岸協商目前停擺，台商在大陸的權益又如何得到保障？

誰該「戒急用忍」？

我們希望大陸了解，兩岸必須在一個和諧的關係中才能有良好的互動。現在再來看看，什麼是政府說的「戒急用忍」：

我們目前對大陸的投資已達所有對外投資的百分之四十三，中小企業在大陸有上萬家，並沒有任何限制。政府所限制的大陸投資只有三類：一是高科技產業，希望在台灣研究、發展，讓台灣壯大起來；二是基礎設施產業，如發電廠、鐵路、公路、機場等，因為這類投資龐大，回收時間很長，兩岸之間局勢若有變化時，將會造成難以預估的影響。第三種需要「戒急用忍」的投資是五千萬美元以上的大額投資，這類大投資和基礎建設的投資，通常是股票上市的大公司才有能力從事的，發生任何問題都會影響投資大眾，並不只是企業主個人的風險，一個政府有責任保障國民身家財產的安全，以及國家整體的利益。

如果我們在經貿上毫無心防地一味擴大對大陸經貿，必然會有很高的政治風險。因此，政府提出「戒急用忍」，一方面提醒企業注意風險，另一方面更為積極地讓我們不斷檢討兩岸經貿間所存在的問題，進而建立一個更穩固的法治基礎與發展架構，讓兩岸之間長期經貿關係能走得更穩健。

問：經貿是台灣經濟的命脈，大陸市場龐大，如果我們受限於兩岸特殊的局勢而無法與外商爭奪商機，是否會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害？在考慮中共「以商圍政」的統戰政策和大陸對我國經濟誘因或實際利益之間，有何兩全之策？

大陸學歷認證是前一陣子輿論熱門話題。圖為福建的廈門大學，因著地利之便有不少台灣學生。（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答：面對世界經濟重心逐漸移向東亞地區，以及東亞經濟加速整合的大趨勢，並考量台灣及大陸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如能順應潮流，本著互利互惠的原則來加強兩岸經貿關係，必可使中國人在下一世紀的世界經濟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 大陸投資過熱

然而，近年來台商對大陸地區大量投資的趨勢，將影響台灣追求全方位的經濟發展之努力，也將使台灣經濟發展的風險升高。截至民國八十六年九月，台商赴大陸投資已達一二○億美元，據大陸的統計則已達三百六十五億美元，高居大陸外資第二位。近五年來赴大陸投資佔我對外投資比重高達百分之四十三，顯示對外投資已過度集中於大陸地區，因此政府提出「戒急用忍」政策，希望企業界在兩岸關係情勢尚未明朗時，不要躁進，並且也希望赴大陸投資前一定要仔細做風險評估，並且儘量分散市場，避免過度依賴大陸市場。

同時，政府亦以謹慎的態度逐步調整對大陸經貿政策，先開「境外航運中心」，如雙方互動良好，將再進一步規劃設置「經貿營運特區」，推動兩岸直接經貿往來的試點。

問：除了經貿，民間最關心的就是文教交流，包括日前引起爭議的大陸學歷採認問題，陸委會的立場如何？開放或不開放的政治考量為何？

答：教育部在去年十月二十二日公布的「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同時公告認可大陸地區高等學校七十三所。這個辦法原是針對來台定居的大陸人民學歷採認問題而研議產生。教育部自民國八十一年起便開始研議，已歷經整整五年，召開過許多次會議，並經陸委會的委員會議通過。雖然前一陣子在七十三所學校名單公布後，曾引起有些民意代表和民眾對教育生態、意識形態、國家安全問題的爭議，但主要是在於細節實施部分，行政院也責成陸委會及教育部審慎研擬後續相關規範及作業要點，開放的原則並未改變，陸委會對採認大陸學歷的立場也並未改變。

官方溝通可行嗎？

問：自九五年六月總統訪美、大陸抵制兩岸會商以來已兩年餘，海基、海協兩會是否能打破僵局，恢復高層協商？日前沈君山、翁松燃等學者建議兩岸當局應成立「中華兩岸聯合會」作為過渡時期兩岸溝通的另一管道，您認為可行嗎？

答：目前海基、海協兩會仍是兩岸雙方都能接受並獲授權的溝通管道，中共也沒有廢棄此管道之意。就恢復協商而言，我們認為從哪兒中斷，就從哪兒恢復，才最自然可行。更何況海基會在政府授權範圍內，可與中共當局相關單位進行協商，並非純民間團體，這個現存管道值得珍惜，並應好好發揮其功能。

至於官方成立對等的溝通管道，這是國統綱領所規劃的中程合作階段之目標，前提是雙方已有互信的基礎，目前中共對我態度還充滿了敵意和打壓的動作，官方溝通時機顯然仍未成熟。

問：九七年香港政權轉移，原先各界十分擔心是否會對北京的「收復失土」的民族主義心態造成某種期待或壓力，您的觀察呢？而這與國際上對兩岸關係的態度有無任何影響？

在大陸「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保證下，港人「舞照跳、馬照跑」榮景不墜，但長此以往香港究竟會有什麼樣的為關注的新聞焦點。（邱瑞金攝）（邱瑞金攝）

答：或許有人會作這樣的臆測，中共在九七、九九年收復香港和澳門後，對於台灣是否也有時間表的設定。關於這點，雖然國際上多數國家承認「一個中國」，也以大陸政權為代表，但台灣民主自由的發展和經濟上的努力，也是國際上有目共睹並十分受肯定的成就，尤其是台灣這次在東亞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可以證明台灣對於東亞的經濟繁榮和地區安定，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國際間對於兩岸問題，普遍都希望和平解決。 沒有「台灣問題」

說到這裡我也必須提醒，並沒有所謂的「台灣問題」，台灣也沒有為國際間製造問題，海峽兩岸的問題是雙方面都有責任積極去面對、解決的。海峽兩岸間的爭執關鍵其實是制度之爭，我們希望國家能有「一國良制」而非「一國兩制」，我們希望能有一個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國，而不是一個一方面抱著「四個堅持」；一方面又宣傳「一國兩制」多好，這種自相矛盾的現象。

就台灣而言，目前所有政策的制訂都要有民意的支持，而針對中共所提「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我們從連續七年、一共九次的民意調查中發現，台灣民眾同意以此制度解決兩岸問題的，最高一次只有百分之九．一，而最低的反對率卻高達百分之六十八．五。因此，單從民意的走向，便可以確定台灣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的模式，更何況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下實行自由民主的地區，中華民國有獨立的司法制度、自主的外交關係和國防的自衛能力，這些與香港完全不同，自不可相提並論。

至於大陸在香港所施行的「一國兩制」，我們期望中共能遵守它「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然而，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是否能夠實施港人的民主理想，維持香港的經濟繁榮，仍然需要時間的證明，這是香港、台北以至於世界都很關注的議題。

問：美國一向對兩岸關係有著某些影響，您認為美國在兩岸之間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兩岸隔閡四十餘年，無論在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上已相距甚遠。兩岸交流十年來，就是希望能縮短彼此之間的距離，促使大陸的制度及生活方式有所改善；最近美方與中共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目的也在於影響大陸的制度及生活方式，希望大陸能夠朝民主自由開放的方向發展，二者的目標與理念不謀而合，希望能對大陸的制度改革產生相輔相成的效果。

美國的角色

此外，我們的大陸政策一直強調「和為貴」的原則，美國政府也一再重申，希望兩岸問題能以和平方式解決。我國與美國、中共與美國及海峽兩岸三者之間發展理性及良性互動關係，將有助於台海局勢的和緩，以及亞太地區的安全、和平與繁榮，未來也將催化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與民主、人權的發展，這是我們所樂見的。

問：在我國生存所必須的國際空間方面，中共總是不遺餘力的打壓，不惜犧牲兩岸關係，陸委會如何在政策方面設法說服中共，兩岸在國際空間方面無須競爭，可以雙贏？

答：長久以來，我們政府一直很明確地告訴中共當局，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統一中國，是我們的最終目標；但在統一之前，中華民國仍須繼續在國際社會尋求生存和發展，這是台灣地區人民的基本生存權，並可為兩岸中國人追求美好的未來生活與制度樹立典範。追求統一與統一前參與國際活動並不互相妨礙或相衝突，統一前的東德與西德都有各自完整的國際空間，反而使彼此的立足點相當，更能建立共識，國際氛圍也更有利於統一後的德國。

我們也始終認為，台海兩岸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已經有了共同的努力方向，也正朝此方向推動，因此，兩岸應以理性、和平、對等的方式及思維，面對統一前的種種問題，兩岸如果能夠在國際間共存共榮、相互扶持，對未來的統一必然有很大的幫助，也更能顯現中國人的力量以及其對國際社會承擔義務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