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亞裔市議員
為了出人頭地,黃文毅的政治之路已經默默耕耘了13年。大4(1998年)就首度參選市議員,2002年還回台灣協助民進黨籍李應元參選台北市長,雖然失利,但累積了不少選舉經驗。
「說起來也是無心插柳,社團參與久了,跟政治自然有了連結。」黃文毅的父親是建築師,擔任過台灣環境工程技師全國會理事長,母親曾任僑務委員。除了有雙親支持,恩師邱垂亮更是不遺餘力地指點和拉拔。
「政治是投入卻不一定有收益,需要長期耕耘的工作,」黃文毅說,這麼多年最大的收穫就是累積人脈。
「考驗在明年3月,」黃文毅自認此次當選是因水患受益。由於反對黨(自由國民黨)沒有執政的政治資源可深入救災,因此推出能力可以抗衡的布里斯本市市長進軍州政府,由副市長遞補市長,出缺的市議員席位就由在黨內耕耘多年的黃文毅順利遞補,成為26名市議員之一。
雖然黃文毅不能只為台灣移民服務,但他之所以加入自由黨,卻是因為該黨對台灣較友善。
1996年布里斯本舉辦亞太城市會議,當年工黨籍的市長拒絕發函邀請台灣的城市參加,經台灣移民社區抗議,並透過自由黨施壓,才改變態度發函邀請。
「明年選舉自由黨很有優勢,黃文毅的機會很高,」邱垂亮表示,黃文毅有在位優勢,只要做好選民服務,勝券在握。他的成功,鼓勵了很多第二代,也開始積極布局。
回流派:找工作也找對象
在地的年輕世代憑著「混血性格」,在浪頭上抓住機會;其他台灣子弟則挾其雙語和雙文化優勢,回流台灣找機會。
根據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授徐榮崇的訪查發現,有3成以上的移民想回流(32.3%),原因不外: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與家人團聚、接手家庭事業、找對象及對母國的感情因素等。
一般而言,主修醫、農、文、法科系的年輕人,因澳洲待遇好、職缺多,多會留在澳洲。主修商科和電腦資訊者,則因台灣的產業機會比澳洲多,傾向回流。
36歲的郭岱碩1987年隨父母移民澳洲,在雪梨生活19年的他,5年前想離家獨立,於是追隨早一年已先返台的弟弟,回台灣找工作兼找對象。
大學念電子、研究所念醫學工程的郭岱碩曾在雪梨工作4年,但澳洲電子產業少且跨行困難,他也曾試圖創業,發展電子商務和數位監視系統,都不成功,不如回台灣重新來過。目前在金融業工作,因公司和澳洲有業務往來,他成了負責海外業務的最佳人選。
普遍來說,中英皆通的1.5代,回台灣找工作很有優勢。
「除非英文講得跟澳洲人一樣好,否則很難在當地找到工作,」在國內大學畢業後才舉家移民布里斯本5年的謝欣潔,一年半前念完碩士後,就回台灣進入一家移民公司,擔任行銷經理。
但近年移民澳洲人數減少,公司業務縮減,不久前她換工作到一家專門辦理赴美遊學團的教育機構,英文是基本條件。
習慣台灣的謝欣潔,即將嫁做人婦,未來夫婿也是由澳洲返台的移民第二代,「可能等孩子要受教育時才會考慮回去澳洲!」
流動的家
不過,雖然台灣是母國,但1.5代回流時也可能適應不良,再一次產生「反文化」衝擊。
昆士蘭大學商科畢業的林玲(化名),曾在墨爾本的銀行工作4年,每個月相當六、七萬台幣的薪水,依物價指數換算,和台灣的社會新鮮人起薪相差無幾。當父母和弟弟陸續回台後,獨自一人在澳洲的她,也興起轉戰亞洲職場的想法,目前在澳洲駐台單位工作。
「不太適應台灣職場的加班文化,」林玲說,在台灣不能比老闆早下班;在澳洲,偶而加班到六點半,同事就會用充滿同情的口吻問:「怎麼還在工作?一點生活品質都沒有!」
其次,她也很不習慣交通混亂和空氣品質,回台灣不敢開車,連過馬路都膽戰心驚;潮濕的氣候更讓她嚴重過敏,只能希望假以時日身體能慢慢調適。
新一代移民來來回回已成為普遍現象,對未來發展究竟有何影響?
一派認為,新一代移民在移入地的扎根淺,對當地的認同薄弱,若與母國社會保持密切來往,多會產生「進可攻、退可守」的心理,一旦在當地發展遇到瓶頸,就會產生回流的「備胎計畫」,但也因此找不到真正的歸屬感,心靈空虛。
另一派則認為,在全球化的新世紀,跨國移民長期在兩種文化之間流動,身分定位早已脫離了傳統在母國與移入國之間的二元選擇,他們是適應力強,可以因地制宜的世界人,對「家」的概念,也是自由的、多元的,不論事業、家庭或未來的退休養老,都因為機會、時空條件而不斷流動。他們的主動選擇權高於父母,至於成就會不會高於上一代,也掌控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