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問題．澄清疑慮．添增信心——「面對面」播出的時代意義

電視節目的一大突破

自從華視的「面對面」節目，在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開播以來，每星期一晚上一到九點半，全台各地的許多觀眾，都不約而同會將電視轉到中華電視台的頻道上。

首先出現在螢光幕上的，是一串晶亮的鋼球在接觸、撞擊、震盪……。片頭、字幕過後，主持人朱友龍照例坐在「面對面」的巨景前，左方是應邀受訪的政府官員，右方是擔任訪問的新聞界人士，正前方是各報社的記者、青年學生或各階層的民眾代表。他們彼此面對著面，也透過電視攝影機，面對著全國觀眾：大家一起以坦誠、理性的態度，面對今天大眾所關切，所需要瞭解的現實問題。

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定是政府與民眾共同面對問題、討論問題的。三十多年來，隨著民主政治發展的腳步，「為政不在多言」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多做少說、少說少錯」的觀念也已經落伍了。

在全國朝野一片呼籲「意見溝通」聲中，經過了十個月策劃、醞釀的「面對面」節目，終於出現在電視螢光幕上。

「面對面」節目的製作小組確信，今天我們的政府官員，有與民眾溝通的誠意，更具備為民眾解答問題的專業知識與口才；他們同時相信，我們的民眾有關心國事的熱忱，也具備了提出問題的知識水準和表達能力。

意見交流，充分溝通

於是，他們決定將政府首長和民眾代表一起請到攝影棚裡，面對面的討論問題。在一問一答間，促進政府與民眾間意見的溝通與交流。一方面使社會大眾瞭解政府的作為，另一方面，政府亦可廣收各界建言，達到群策群力的效果。

「面對面」開播之後，造成了空前的轟動。非但收視率高居各節目之冠，而且廣告也出乎意料地集集超秒，迫使節目不得不從原來的六十分鐘，延長至七十五分鐘。開了新聞節目叫好又叫座的先例。

「面對面」之所以轟動，一方面是因為邀訪的對象，都是政府中位居要津的決策人士，從他們的談話中，往往能發掘出新聞價值極高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問題的設計均針對民眾的需求，探討的是最關乎國計民生、最具新聞價值的現實問題，往往是大家都有興趣、且迫切希望得到解答的。其中有些問題也許很尖銳，有些甚至在以往大家的觀念中，是被視作不宜公開討論的「禁忌性」問題，現在都在節目中很理性地提了出來。

事無不可對人言

政府官員在答覆問題時，也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坦誠負責地對全國民眾有明確的交待。這種作法，實踐了蔣總統所提示的：「事無不可對人言」，表現了政府官員出眾的才華與觀念上的進步。

由於節目中探討的都是備受關切的問題。而且問的人問得率直，答的人答得懇切，所以儘管節目時間延長了，觀眾仍有意猶未盡的感覺。於是，每次節目播畢，華視新聞部的電話都會響個不停。

許多觀眾就當天收看到的節目，提出他們自己的觀感、建議、或批評。也有人打電話到節目部、新聞部，請代為轉達他們對「面對面」製作策劃群的賀意與祝福。

這份廣大的迴響，有愛之深、責之切的情感，有欣見開明作風的喜悅。他們來自社會上的各個階層，不論他們是從那個角度發表意見，他們對「面對面」節目的熱烈反應，讓所有參與節目的工作人員振奮萬分。而從許許多多的反應當中，更可以發現，廣大民眾都是心向政府、擁護政府的。

凡是看過這個節目的人，都會深切體認到，在高度新聞性、戲劇性、競賽性之外，「面對面」已將電視在民主社會中的功能，提昇到更高的層次。

多重的效益

策劃這個節目的人，讓一個簡樸的攝影棚，成了民主政治的課堂。藉著政府首長與新聞記者、青年學生、民眾代表面對面的談論問題，為政府和民眾搭建了橋樑；在一問一答間，完成了一個程度的溝通，並且達到了多重的效果：

其一：透過這個節目，讓各部門的政府首長就他本身所負責的業務，重點地提出說明，讓觀眾有機會瞭解政府的作為。

其二：一般民眾雖然可以經由各種傳播工具的報導，瞭解一些政府的施為，但是總難免會有所隔閡，或因此產生誤解。而在「面對面」的節目中，是由政府首長直接向社會大眾說明，對於一些未經證實的道聽途說，或沒有事實根據的謠言，具有解釋和澄清的作用。

其三：新生代的年輕人，對某些國家大事有他們的看法和想法。在「面對面」節目中，特別也邀請青年學生旁聽和發問，雖然只是代表性的十數人，但往往可以探觸到一些尖銳和敏感的問題，使青年朋友有直接參與問政的感覺。

其四：政府首長因為位居要津，與民眾接觸的機會不多，難免使人有高不可攀的感覺。可是在「面對面」節目中，我們看到的政府首長，莫不言詞謙沖，態度坦誠，談吐文雅，而且他們對自己的業務極為嫻熟。他們所表現的才華和專業知識，以及在被指出缺失時，所表現出的勇於認錯的風度，足以增加全民對政府的向心及信賴。

其五：在公開的場合談政治問題，尤其是國家大事，因為內容影響力很大，問與答都應得體、恰當，問答之間均足以表現當事人的智慧和學養。「面對面」這個節目，為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新聞記者，都提供了一個表現與觀摩的場合。

電視功能的進一步提昇

正如製作並主持此一節目的朱友龍所說的：「對於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來說，這或許只是一小步；但是對於電視在我們的民主社會中早就該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來說，卻是一大步。」

「面對面」節目，每次都安排一項主題，由與主題有關的政府官員出面參加。首先登上「擂台」，接受社會公眾「面對面」挑戰的，是行政院新聞局長宋楚瑜及他屬下的電影處、廣播電視處兩位處長。題目是「最短的管道」，討論有關傳播媒介的管制問題。

節目開始，記者首先提到宋局長的新觀念、新作風，是新聞界所公認的。宋局長謙虛地說：「時代不斷在進步，客觀的條件和主觀的要求也不斷地在變，我們身為公務員，當然也要跟得上時代。但是，我並不認為，今天的新就反映過去的舊；同樣地，今天的新，也不能保證明天不變舊。」

宋局長並且表示，新聞局過去的任何做法或措施，對他並沒有造成包袱或壓力的感覺。倒是很多長官、朋友對他過高的期望，使他的心理負擔加重。

宋局長微笑著否認他就任一年的許多新的措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說：「我接任將近一年了，已經沒有資格稱為『新官』了。而過去這一年，我所採取的許多措施，也不能說只『燒了三把火』吧？具體來說，我們必須瞭解，今天不是一個做官的時代，而是要替民眾多服務。我們做事尤其必須持之以恆。」

「待人以誠．處事以勤」是座右銘

在遭遇困難時，宋局長指出，若是由於「人」的因素，他就設法去瞭解、去溝通、去說服；若是由於「事」的關係，就要進一步瞭解問題的癥結所在，與同事們商量，找出合理的解決辦法。宋局長認為，只要待人以誠，處事以勤，他相信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宋局長強調，做為一名政府發言人，最重要的是要和新聞界建立起彼此間的了解和信任。他在代表政府發言時，一直努力把事情的背景和來龍去脈，透過新聞界，很坦白地告訴希望知道事實真相的民眾。但每一個人都不是萬能的，都不能次次做到有問必答。對於記者提出的問題，他若是不能當場作答，事後一定會把資料蒐集好，儘快提供給記者；如果事情涉及國家的機密或安全，他也會把不能透露的理由告訴記者，以取得他們的諒解與合作。

對新聞界的幾點期望

宋局長也就他個人與新聞界接觸的經驗，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建立記者的專業化：要使資深的記者建立起更高的專業地位，給予他們合理的報酬，使讀者能夠讀到更有深度的報導。其次是查證的工作還需要繼續加強，使報紙的新聞不致成為「有聞必錄」下的產品，而使得一般民眾能夠建立起對新聞報導的信任，也可建立起新聞界的信譽。第三，是新聞界已經建立起對政府的監督責任，但也不能忽略了新聞界對於民眾在社會化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所以對於有關色情的報導，和社會新聞的渲染，都是應該避免的。

在這次節目裡，民眾以往許多藏在內心，無法解開的「結」，都因宋局長誠懇清晰的剖白而一一解開了。民眾自新聞局官員的回答中瞭解，許多政府的規定，都是經過再三考慮，多方協商，顧及社會上不同的反應而制定的。這些措施，主管當局一直盡力做到「利多弊少」。

就電視節目審查的一些措施來說，如規定男性演藝人員頭髮的長短；限制歌唱綜藝節目裡，必須有三分之一的淨化歌曲；以及歌曲的查禁及修改歌詞等，都是大眾經常談論，而對新聞局有所誤解的問題。宋局長都會給予誠懇清晰的答覆。

對男藝人禁留過長頭髮的問題，宋局長回答說：「當時有這個規定，是由於社會上一般人對於美國傳來的嬉皮式做法，認為不適於中國的國情，特別是蓄長髮的演藝人員經常在電視上出現，對我們年輕一代會有不好的影響，因此有過這項限制。我們的任何一項規定，都是根據社會上大多數的反應，把它制定出來的。」

針對不同情況訂規定

「我個人常常說，新聞局不能走在時代的前面，也不能走在時代的後面，要跟隨著時代前進。假如有一天，有一種新的風尚，是像尤勃連納式的光頭，而社會大眾認為不適合我們的社會，也許新聞局也不得不訂出一個規定，規定演藝人員應該戴假髮。我想這些都得看社會大眾在不同時期所有的不同的要求，而我們因此會有不同的做法。事實上，有關演藝人員頭髮的規定，新聞局早已放寬。

「至於歌唱綜藝節目限制必須有三分之一的『甄選歌曲』，也有它當時規定的原因與時代背景。這個規定並不是新聞局一意孤行的決定，而是各方面的要求所造成的。因為過去唱片公司為了推廣它的唱片，往往發動所屬歌星，在電視上一再『打歌』，使電視觀眾產生厭惡感，紛紛要求改善。所以新聞局協調三家電視台訂出了這個比例。」

宋局長表示，如果三家電視台對這類節目調配恰當，而且一般民眾也能接受他們這種節目型態的話，歌曲比例的規定自可考慮取消。

關於歌曲禁唱問題，新聞局廣電處長戚醒波說，新聞局常常蒙「不白之冤」。譬如有首歌「又見落葉」，外傳因為歌詞中有「秋風起，落葉飄滿地」，不合「消除髒亂」原則而被禁唱。其實新聞局從未查禁這首歌。

與歌曲本身無關

另外，外傳「泡菜的故事」、「姑娘的酒渦」均被禁唱，亦非事實。新聞局糾正過電視台，是因為某些歌星唱「泡菜」時動作過份誇張，情態也嫌怪異；「姑娘的酒渦」，則是有人演唱時，把一開始原來的拉丁美洲的一種伴奏和聲「胡加、胡加」，唱成了「胡搞、胡搞」，後來又「胡搞、瞎搞」，所以才規定這種擅自改過的歌詞不能唱。其實原來的歌一直是可以唱的。

多年來我國電影檢查的觀念和尺度，一直遭受觀眾和業者的批評，宋局長在「面對面」節目中，對電檢處人員工作時遭遇的難題，曾作了一番解說。

宋局長指出，上映的影片有時會有殘缺不全的現象，基本上可能由於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種是由於送檢的片子違反了電影檢查法的規定，所以必須依據電影檢查法來加以修剪，但在修剪過程中，仍顧及劇情的連貫性。

第二種情況是片商在送審之前，知道某些情節動作，可能違背電影檢查的標準，例如暴力或色情鏡頭，先自行修剪，以致發生劇情不連貫的現象。

此外，電視上的長片之所以殘缺不全，往往是電視台為配合時段，或穿插廣告，在影片送審後再自行修剪的緣故。

下剪刀時均再三斟酌

宋局長表示，不能說電檢處人員的剪刀從來沒有下錯過，但是每一位電檢人員的確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和智慧。

宋局長並且宣佈，為了改進電影檢查制度，新聞局決定在有關的學者專家之外，也讓一般電影觀眾如青年學生及家庭主婦參與電影檢查工作。新聞局真是劍及履及，節目播出第二天，新聞局電影處即正式公佈「邀請各界評閱電影片實施要點」；在廣泛徵求觀眾意見後，接著取消了歌唱節目中歌曲比例的限制；又正式成立了「新聞局歌曲審查小組」，大幅改進了各類歌曲的審查辦法。這種迅捷、開明、說做就做的作風，贏得了各界一致的好評。

第二集的「面對面」節目，邀請了外交部政務次長錢復與新聞界人士會晤，談論當前的外交問題，包括：如何打開目前外交僵局及從事「彈性外交」；目前我國對歐實質外交發展情形；外電傳說我國與蘇俄關係真相；中美斷交後，我國對美外交關係情形；外交官為何不再吸引年輕人；及外交官升遷待遇等問題。

錢次長在節目中鄭重表示，我國絕不考慮與蘇俄有任何的接觸。

他同時斷然否認外電所稱，蘇俄的軍艦曾駛進馬公港停泊檢修的報導。他說：「我以認真、嚴肅、負責的態度鄭重答覆，絕無此事。」

錢次長表示：我們之所以不與蘇俄接觸、交往，絕不是基於教條式或情感性的理由。

從痛苦的經驗中習得的教訓

他說：「自民國七年，蘇俄政府建立之後，我國便和蘇俄有過多次的接觸與合作，但這些接觸與合作都曾給我們帶來慘痛的後果。如果我們仍不能記取這些歷史上的教訓，將來我們的命運不知還要遭遇到什麼樣的挫折。」

至於東歐國家，錢次長表示並未排除將來在商業和文化上交流的可能性。錢次長指出，過去我們銷往東南亞的物資，常常會在東歐出現。前不久，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俞國華即表示，對此情形要加以研究，因為既然有此事實，使它正規化是值得考慮的。

他同時引述前外交部長蔣彥士的談話表示，任何國家的政策只要接近三民主義，或者尊重自由民主，我們都可以和它接觸。

錢次長在檢討中美關係時指出，中美之間存在了二十四年的共同防禦條約，並不只對我國有利，對美國也有很大的幫助。現在美方通知我國終止，這對我國當然有影響，但對美國同樣有不利的地方。

事實上，在廿四年的條約歷史上，我們從未引用條文中相互援助的條款要求美國協助我們打仗。先總統蔣公曾一再昭示我們，任何戰爭是我們自己的戰爭，不需要外國部隊流血犧牲，協助防衛我們的國土，我們所需要的，乃是道義的與後勤的支持。

條約對彼此都有利

相反的，在這廿四年中，美國不只一次根據協防條約的第六款請求我們，我們也同意，讓美國部隊免費使用我們的軍事基地。

所以他強調，這個條約是雙邊的，不單單是對我方有利，對於美國方面也有很大的幫助。條約的斷絕對我們當然有影響，對美國也同樣有不利的地方。

錢次長不同意輿論所稱過去三十年，我們把外交重心全部放在美國的說法。他指出，我們過去並未把所有重心都放在美國。他說：「我們過去與亞太地區鄰邦關係的密切，我們對中南美洲及中東友邦的重視，以及我們過去在非洲有目共睹的成就，都足以說明我們並未把對外工作重心全部放在美國。」

錢復說：「一國的外交取向，是在容許的範圍內做對這個國家最有利的選擇。」

他解釋說：「我們過去需要安定，需要軍事上的支助與經濟上的繁榮，這些需要，正好與美國的需要相符合。譬如在五十年代，美國需要在中國大陸與蘇俄的周圍建立防禦體系，因此與我們有軍事同盟關係。同時美國對我國的武器供應，最先是贈予，而後是貸款、購買。當初既有免費來源，我們當然不用去向別的地方尋求。」

國與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

他強調：「說我們完全依賴美國，是不對的；但說美國不是我們對外工作的重心，也不對。」

他同時指出，現代的人們必需瞭解，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孤立世上不需與任何國家來往。現代國際社會是相互依存、互通有無的。我們與美國間貿易額如此龐大，美國需要我們，當然我們也需要美國。

對於中美斷交後的安排，錢復表示大家都不很滿意。他說：「沒有任何國家的國內法能夠代替兩國間的條約；沒有任何關係能替代兩國間正常的外交關係。」

談到重回聯合國的問題，錢次長指出，在聯合國正義不彰、中共竊據中華民國安理會席位的今天，我們要重新加入聯合國，是不可能的。但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對於聯合國憲章的訂定有重大的貢獻。現在我們雖然不在聯合國，仍以尊重聯合國憲章為我們的基本立場。但說到要重回聯合國，實言之尚遠。

對於我國對外工作的推展，錢次長充滿信心的表示：「我深信真理必彰、正義必伸，今後只要我們繼續努力，與我國有邦交國家的曲線必然會向上發展。」

一個癥結性的問題

在外交工作的推展上，基於事實環境的困難，自不免常有事與願違的情況發生。這個事實的困難，錢次長指出，就是國際間誤認中共政權已能有效控制中國大陸。「這個錯誤觀念不能糾正過來，我們仍會遭到困難。」但是錢次長表示，我們不會因此退縮，我們仍要盡最大的努力，爭取與其他國家間的友好關係。

談到對外工作統一協調的問題，錢復說，行政院成立「對外工作會報」，就是希望國內各部會先行取得協調，彼此配合步驟。將來駐外單位也要設統一協調會報，以使駐在地區的外交工作能發揮整體性的效果。

錢次長在節目中並澄清了外界認為該部駐美人員經常有調部不歸的情形。他說：「這種例子是有，但不是很多。」

錢次長舉例說：中美斷交後，我國在美國關閉了四個總領事館與兩個領事館。其中除了一位領事被調至華盛頓辦事處繼續任職外，其他五位館長都已先後返國。

錢次長指出，我們是自由開放的國家，所有的施為亦是這個方向。對願意留在外交部服務及貢獻心力的同仁，衷心表示歡迎。但某些同仁因家庭或子女教育問題希望留在國外，外交部也不勉強。

在節目中有位觀眾問起是否有很多外交官都取得了外國的居留權？錢復說，他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他個人及直系親屬均未持有綠卡。

其他的駐外同仁中持有「綠卡」及他國居留卡的人也為數甚少，除了一些在無邦交國家工作的同仁為了工作方便及身份證明以外，幾乎所有外交部駐外人員都是持中華民國外交護照。

錢次長最後指出，外交部正積極進行提高同仁待遇，及給予公平、迅速、合理的升遷機會，以吸引更多優秀的年輕人加入外交工作行列。

需與人性弱點挑戰的警政工作

人稱警察是「人民的保母」，在「面對面」節目「是是非非談警察」這一集中，面對的是保母的保母——內政部警政署署長孔令晟。

在節目中，孔署長被詢問了許多尖銳而敏感的問題，諸如：警察是否有收受紅包、刑求、包庇賭博或色情？以及違警罰法是否被警察過度使用等。

孔令晟說，警察也是人，也會有人性的弱點，自然也可能有犯錯的時候。希望民眾基於體諒、愛護的立場，信任警察並給予協助；如發現警察有失職之處，能以愛護之心提出檢舉。

孔署長於去年七月和九月，曾兩度出國參加國際刑警組織會議，和其他國家刑警單位的首長協商引渡經濟罪犯回國的技術問題，這些經濟罪犯包括潛逃國外的葉依仁和鄭文彬。

他否認在偵辦這類罪犯時，曾經受到任何壓力。他說，警方一直沒有鬆懈對這些罪犯的偵辦工作，並希望能在查明他們的下落之後，儘速引渡回國。

孔署長接著誠懇的表示，他不敢說基層員警絕對沒有利用取締違建與攤販的機會，收受紅包。但他表示在員警基層座談中，曾經屢次接到陳情，請求上級免除警員查報違建及取締攤販兩項工作。

基層警察都想推掉的兩項工作

來自基層的意見表示，這兩項工作耗費警力，而且破壞了警民關係，增加警方受賄的謠傳，敗壞警譽，因此紛紛要求免除。孔令晟表示，這項陳情，也許可以使得大家對員警的苦衷，有一個較為持平的看法。

在取締色情和賭博方面，孔署長指出，警方將重點置於使人傾家蕩產的職業賭場，及逼良為娼的色情犯罪上。

至於一般家庭所謂的「衛生麻將」，孔令晟表示，如果有鄰居被干擾打電話向警方檢舉，警方會派員前往取締。

談到刑訊問題，孔署長指出，警政署絕對禁止刑求，辦案必須依科學求證的方式蒐集罪證。但他希望民眾認清，所謂刑求，是以各種侵害身體的方式逼供，辦案人員態度「強硬」，不能誤為刑求。

談到違警罰法時，孔署長指出，違警罰法是大陸法系的一環，無論是我國或外國，違警罰法對於社會安定都有很大的貢獻。政府為向海洋法修正及進一步向保障人權邁進，將訂定社會安寧秩序法，使警察在維護治安時有法律的依據。

教育問題大家談

在「面對面」第四集「盆栽與喬木」專題中，邀請了教育部次長施啟揚，談論大家所關心的教育問題。

施次長認為目前中學生髮式的規定主要是配合高中軍訓教育的實施，但是如果大多數的家長與學生都覺得不適當，教育部可以考慮放寬。他並呼籲學校訓導人員在檢查學生頭髮時，不必過於嚴厲，以免因頭髮而影響師生感情。

對現行的學費政策，施啟揚指出，教育部是根據學校發展需要、家長負擔能力、物價指數與政府的教育投資數額而決定的「合理學費政策」。

公立學校的學費較低一點。私立學校則可考慮酌量調整學雜費，以維持學校發展。但要同時考慮到學校會計作業的監督與審核，使私立學校收到的學雜費能取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

談到教育投資的問題，施次長認為教育是國家建設的根本，是百年樹人的工作；教育的投資可以說是最廉價、最有意義的投資。我們國家這些年財務狀況好轉，我們有能力、也有責任把教育投資的數額再增加。

左右為難

關於中文橫寫問題，施次長表示，「文字與語言是用比較慢的漸進方式來改進的，用政府的力量來強制規定，將來做不做得通，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所以到現在為止，關於中文橫寫的問題，教育部是『左右為難』。因為贊同由左到右，及贊同由右到左的兩邊，都有足夠的理由，所以我們仍在研究。研究的方向是朝著兩個方向努力，一個是把握中國文字的特點，一個是配合世界潮流的發展。現在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原則：第一是直寫由右到左，但如果同一個版面有直的文字，又有橫的標題，我們希望採取同一方向，由右到左。第二是除招牌、匾額及有落款的文字外，其他的橫寫文字大致應是由左到右來寫。」

國民黨加速革新的腳步

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中國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任楚崧秋、副主任趙守博，以及組織工作會副主任朱堅章出現在「面對面」節目中，以「四中全會後的國民黨」為題，接受訪問。

楚主任指出，實行民主憲政，是中國國民黨一貫的政策，絕不會因客觀環境的變遷而改變。

趙守博說，高雄暴力事件，是因為他們的暴力行為，嚴重破壞了社會的安寧秩序，亦妨礙了民主政治的正常發展，政府不得不依法處理。當然不會因為這件事而影響民主政治的繼續實施。

楚崧秋也指出，「軍政時期」早已成為歷史名詞。我們現在是憲政政府，不但要繼續發揚憲政的光輝，同時要把這部中華民國憲法帶回大陸。

談到戒嚴是否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時，趙守博指出，戒嚴法的制度是民主政治的產物，專制國家一意孤行，根本就不需要戒嚴法。戒嚴法在台灣實施以來，不僅確保了社會的安定，也使我們的經濟繁榮，更讓我們有高度的應變能力。

戒嚴不可輕言廢除

他說：戒嚴法並非我國所獨有，許多民主國家都有。譬如英國，在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有類似的法令。

他表示，中共吞併我們的陰謀始終沒有改變，所以我們不能輕言廢止戒嚴法。

他並且指出，目前雖處於戒嚴狀態，但並沒有給安分守法的國民帶來任何不便。一些嚴厲的規定，如接管司法機關等並不曾實施，所以不會影響民主政治的發展。

前年底暫停的選舉何時恢復呢？楚崧秋說，他相信很快就會恢復，而且名額一定會適當增加，以滿足群眾參與的願望，並充分反應社會結構的變化。

組工會副主任朱堅章談到今後執政黨辦理提名的趨向時，強調了「彈性」的原則，在不同的地區用不同的提名方式：足額提名、不足額提名或不提名，都要斟酌當地當時的情況而定。

在被詢及言論自由的界線時，趙守博答覆說，在我們的國度裡，只要不違法，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言論；反之，如言論逾越法律範圍，任何人都要接受法律制裁。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但違法的言論不受憲法保障。

省主席談省政心得

六十八年的除夕夜，「面對面」邀請了台灣省主席林洋港上電視，和民眾面對面談「台灣的今天和明天」。

林主席首先應記者詢問，就高雄暴力事件與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前途的關聯，發表了感想。

林主席說，民主和法律是分不開的，每一個人都應服從法律，維持法律的尊嚴。即使所抱持的目的是對國家有益的，是合理的，也絕對不許以法律所不許可的暴力，或者其他違法的手段來求實現。

林主席希望大家對我們今天安定富足的生活，良好的社會秩序，一定要好好珍惜，要以和平的方法來表達我們心中的意願，這樣才能確保得來不易的建設成果。

林主席指出，民主政治也就是民意政治。因此他呼籲全省公教和警察同仁，一定要加倍努力，時時刻刻注意民眾有什麼願望？有什麼不平？有什麼覺得不方便？甚至於有什麼受到委曲？在瞭解問題之後，一定要很快地想辦法替大家解決，達成大家的願望。

群眾運動審慎為之

對於群眾的集會遊行，林主席認為我們務必要以戒慎恐懼的態度來處理。他指出，根據專家分析，當群眾形成一個團體，有了行動之後，責任感便會鬆懈，很容易以情緒和情感來代替理智，而變成像脫韁之馬一樣。因此，我們不能輕忽隨便地以群眾活動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意願。

林主席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對政府持反對意見的人，固然不能用暴力的手段及法律所不許可的方法，來要求政府採納；擁護政府的人，也絕不可「以暴制暴」、用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來對付批評政府和攻擊政府的人，以確保社會的和諧安定。

另外，林主席也對新聞界人士所提高雄暴力事件是否與海外台獨份子有關的問題，答覆說，海外有少數台獨份子，在高雄暴力事件後，騷擾我們在美國各地的辦事機構，發表侮辱政府、歪曲事實的言論，是企圖擾亂國際視聽，並欲達到要求外國政府出面干涉審判的目的。

林主席說，高雄暴力事件肇事份子是否與海外台獨份子有所牽連？是彼此原本即聲氣相通、抑或在事件發生後狗急跳牆而想借用台獨的力量？他個人不欲做任何揣測。但海外台獨份子的種種作為，不但有損國格，也有損作為一個國民的榮譽。

堅守毋枉毋縱的原則

林主席表示，政府處理高雄暴力事件，一定本毋枉毋縱的原則，絕不牽連無辜。與這個事件沒有直接關係的人，治安當局在約談後即予釋回，絕不會冤枉他們。

林主席是針對記者們所提，國內一些平常喜歡批評政府的人，在這一事件發生後，都感到很緊張，深恐自己會被牽入的問題時，提出以上肯定的答覆。

林主席說：「我們的政府對於言行偏激的人士，一向都儘量以寬容的態度來處理。高雄暴力事件發生後，做法亦不改變。這一點行政院孫院長已經有兩次很明白、很肯定的表示。我們的民主政治歡迎批評、歡迎檢討，只要是出於善意的、或建設性的意見，即使這個人平常話多一點、或尖酸刻薄一點，也不會涉及法律的問題。所以這點請大家放心。」

該節目的第二階段，是由來自全省各地的民眾代表，和林主席面對面談論省政問題。

民眾代表提出的問題，包括改善山胞生活、某些海濱禁止垂釣、二重疏洪道及法治與人治等問題。林主席均一一予以詳細的解答。他的態度謙虛，言辭懇切，對於省政各項業務均瞭若指掌，因而能夠細細剖析，娓娓道來，使全省民眾對這位掌理省政的大家長，增添了無比的信心。

在主持省政一年半的時間裡，林主席覺得比較滿意的，是在中美斷交的衝擊下，省府在中央領導下，對安定民心、鞏固團結有所貢獻。其次，省府在執行中央政策方面，如所頒佈的各種重要方案，及十二項建設的執行，大體說來都能夠按部就班，照原定的進度，順利的進行。第三，是修改了許多不便民、不切合實際的法令。第四，是加強了對縣市鄉鎮的支援。省政府只要有財力，便主動撥款給他們，不需要金錢解決的問題，省府也儘量予以行政支援。

肅清政風需要政府與民眾共同努力

林主席並坦誠談到，貪瀆對政治的傷害，比豺狼虎豹還來得嚴重。記者就政府所制定的「鼓勵檢肅貪汙辦法」的效果，請教林主席時，林主席回答說：「是有幫助，但並不是萬靈藥。」

林主席指出，要杜絕貪瀆，基本的作法，還是要使公務員：由於道德的陶冶，觀念的更新進步，自動自發的不想貪汙；其次要提高他們的待遇，使他們不必貪汙；如有違法貪瀆的，就依法來懲治，使他們不敢貪汙。

林主席認為，杜絕公務員的貪瀆案件，光從政府一方面努力是不夠的，必須民眾也都具有法治的觀念：我不走偏門、後門，凡是我有理、依法應享的權利，公務員若對我刁難，我就據理力爭；至於非法的、非份的，我不敢要也不想要。這樣子，我們的政治風氣，才會由基本上轉好，做到弊絕風清的境地。

林主席在節目中，也就解決農業收入偏低問題，提出了他的看法。林主席表示，要解決農業收入偏低的問題，今後應實施計畫生產，合理提高農產品價格，並與有關單位充分協調，使國際貿易政策不致於打擊農業發展。

林主席說，農業收入偏低是事實，可是並非如少數別具用心的人在國外所說的：「農村破產了。」目前農家都有非農業收入，所以農村生活仍然相當安定進步。

今後要加強注意整體經濟的規劃

林主席指出，檢討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農業政策，我們過於偏重鼓勵增加生產，所以造成今天稻米生產過剩，毛豬、鳳梨等農畜產品供過於求、價格暴跌的現象。因此，今後我們致力的重點，就是要做到計畫生產，密切注意國內外市場的需要。

林主席同時表示，關於國際貿易的政策影響我們農業的問題，蔣總統在去年九月二十三日聽取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所作的簡報後，曾指示說：「以後大家千萬不要再犯過去的錯誤了，在訂定經濟政策中重要的國貿政策時，絕不可不把國內的農業及畜牧事業放在腦筋堶情A一併考慮。」林主席相信，今後注意協調，避免過去的錯誤，情況定會轉好。

「面對面」的節目至今已播出了十多集，在一次又一次與政府官員面對面之後，觀眾們的心中洋溢著欣喜，也充滿了驕傲。

增添信心，產生了無比的向心力

我們欣喜，因為我們有一個大有為的政府，這個政府埵U機關的主管們，都有雅量來跟民眾溝通觀念；都以負責誠懇的態度來面對民眾，把他們的業務做一解說和剖白。

我們驕傲，因為我們也深自期許我們都是大有為的民眾。我們絕不冷漠，我們關心國事，渴望參與政治，而且能把我們意見的聲音傳送出來，直接傳送到施政者的耳中。

我們相信，在面對面的溝通之後，我們將更團結；在相互瞭解，彼此信任之後，我們的社會也必定更加和諧，更能加速發展求進的腳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