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現在怎麼了？

在臺北市松江路的體操館中，每天清晨五點，總教練王品義的房間總是第一個亮燈。

房門輕啟，他開始來回奔走，張羅選手們的飲食起居與體操訓練。直忙到晚上十點以後，最後一個熄燈的房子，也是總教練室。

但王品義整天神采奕奕，從不覺得累。

徐家鸞教授說，卅年前的遲疑，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所幸我還是回來了！（歐陽芷汀）

王品義迫不急待投入工作

現年四十八歲的前中共雲南體操協會副主席王品義說：「我覺得幹勁好大，深怕浪費了時間。」生活在自由天地的人，不太能體會他的心情。有人甚至勸他：好容易跋涉千山萬水、冒險犯難投奔自由祖國，何不好好休養生息，享受安逸自在的生活？但王品義一刻也不肯休息，迫不急待地投入工作。

他空下政府分配給他環境幽雅的國民住宅，搬到臺北體操館和選手同住。王品義將體操訓練的計畫案一項項往教育部呈報，教育部一一批准支持，選手們也一批批來到體操館。王品義不但運籌帷幄，更親自操兵練將。他不逛街、不看電影、不旅行，整個腦子裏想的都是體操。宿舍內的電視、音響甚少使用，冰箱裏頭也全是為選手準備的營養飲料。這樣賣命地幹，為什麼呢？

「我喜歡啊！工作對我而言是莫大的享受！」王品義感慨地說：「我在大陸上的工作比這裏辛苦、繁重得多。像牛馬一樣賣命出力氣我並不抱怨，我喜歡工作，喜歡盡己之長訓練體操選手。但是我討厭工作之外的批評鬥爭，以及各種政治運動；還有被迫昧著良心對選手施予不合理的過量訓練，使我的精神痛苦萬分。在逃亡的路上，我又差點死於瘧疾——用命換來眼前的生活，我萬分珍惜，自然一刻也不願浪費。」

王品義指導體操選手，他事無鉅細，均傾囊相授。（歐陽芷汀）

計畫一一實現，不再浪費生命

目前，王品義提出的計畫案都已一一實現。他掩不住興奮之色，滔滔敘述他的抱負和工作計畫：「今年二月，我在臺中體專主持了一項八十多人參加的體操教練集訓營，為期一個多月，效果不錯，使我信心大增。現在著手的工作，是針對參加一九八四年洛杉磯奧運體操選手集訓。我打算訓練大專、高中組的選手八至十人，去參加奧運合格賽；而以國中組的小選手，為進軍八四年奧運的主力。此外，我還要訓練一批國小組的體操選手，為一九八八年的奧運作準備。」王品義強調，我們絕不會像中共一樣，披著「業餘」的外衣，搞嚴苛的職業訓練，戕害孩童身心。我們要正常的在課業之餘，施以管理嚴格的體操訓練。

七月間，中共網球選手胡娜在美請求政治庇護的消息傳來，王品義最是興奮。除了曾在昆明有過見面之緣外，更因為他深切瞭解做為中共運動選手所受的壓力和痛苦。他說：「往後一定會有更多大陸運動選手奔向自由。因為中共運動員所忍受的屈辱與痛苦，外人是難以想像的。」

穿著家居便服，李根道顯得輕鬆愉悅，但在接受拍照時他直問：要不要換件漂亮點的衣服？（歐陽芷汀）

中共剝奪孩子正常學習的機會

最教王品義痛心的是，中共為了訓練職業選手，剝奪了孩子正常的學習機會。他說：「孩子們從幼稚園就開始接受分項訓練，然後進入所謂『業餘體育學校』，除了半天一般課程，其餘時間完全進行專業訓練。到了初中，學業課程更只剩下一小時了。」王品義說，以體操小選手為例，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先慢跑一千六百公尺，再作卅公尺衝刺廿次，然後倒立五分鐘，再練肩腰腿軟功、翻觔斗。八點鐘進教室上文化課時，早已精疲力竭。在這種情況下，「上得十分鐘、個個見周公」，教練也不忍苛責。於是僅有的一小時文化課成了睡眠時間。王品義親眼看過一個優秀的青年體操選手，寫信給她的教練侯之良，而信封上歪歪扭扭的赫然寫著「猴子娘」收，「實在可憐啊，當時我一點也笑不出來。」

中共體育代表隊也有出國比賽的機會。由於選手知識水準較低，難免會鬧笑話，也因為怕他們羨慕「資本主義」的繁榮，所以選手出國訪問前，一定有特別學習課程，學習的內容大致是：出國一切行動聽從領導指揮，不許單獨活動、不准會親、不准看電視、打電話，也儘量避免回答問題。至於外國記者來訪，則須由領隊統一作答。王品義說：「出國的時候，上級會借給選手一套漂亮的制服，看來十分體面。但外人卻不知道選手連上廁所都要先向領隊請假，再由黨員陪同前往。外國記者常被千遍一律、倒背如流、或答非所問的回答，搞得一頭霧水。」

穿著家居便服，李根道顯得輕鬆愉悅，但在接受拍照時他直問：要不要換件漂亮點的衣服？（歐陽芷汀）

鍛鍊身體，享受工作與生活

除了行動上的限制，中共運動員的心理壓力更大，「因為中共花大錢培植職業選手，就為了爭名次，一旦比賽輸了，選手不會被輕易放過。如果某個運動員表現欠佳，必須立刻接受檢討、追究原因，看看究竟是『技術』出了問題，還是『思想』出了問題。」王品義還看過一名優秀女子排球隊員，因比賽失常導致輸球後，在檢討會中羞忿交加，當場從五樓跳下自殺。

其實，就物質上來說，中共的職業運動員從十六歲開始，就有比一般人好的待遇。拿王品義為例，他在大陸上的月薪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幣，比起一般知識份子，甚至尖端科學家都高出兩倍還多。但豐厚的收入，卻彌補不了精神上的痛苦。

王品義原是大陸資深體操教練，曾經訓練過許多一流體操選手，在國際性的比賽中奪魁。回到自由祖國後，對於推展國內的體操運動，他有很大的信心和抱負。中華民國體育協會因此聘他為體操總教練，讓他盡情施展長才。王品義：「我現在最大的目標，就是好好鍛鍊身體，努力把生命延長，來享受工作、享受生活！」

劉曼玲對鏡梳妝。（歐陽芷汀）

李天慧生活「慘」嗎？

中共駐美「大使」柴澤民，最近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演講，當他被問及大提琴家李天慧從明大投奔自由的事，他面不改色地胡謅道：「目前李天慧在臺灣生活很『慘』，在學校沒有課也沒有學生，回此李天慧現在很後悔……」

聽到這個說法，住在陽明山一幢二層樓花園洋房中的李天慧，笑嘻嘻地翻開她的課表說：「我一定要影印一份寄給柴澤民，教他後悔不投奔自由。」

李天慧的課表上，密密麻麻地排滿了課。有學校排的，也有她私人收的學生。華崗藝校音樂科為她排了一個下午的「室內樂」，因係集體上課，她必須到校。其他文化大學音樂系的術科學生多係個別指導，就由學生到她家堥茪W課。再加上私人慕名上門求教的，把她的時間都排滿了。「剛剛又有三個學生打電話來請求排時間，我答應了，所以幾乎連自己練琴的時間都抽不出來了。」為了希望給學生最好的學習環境，她除自備三把大提琴外，並添購了一架鋼琴。最近還特別請裝潢公司將司機房改建成一間隔音琴房，期能充分發揮專業精神，提高教習效果。

至於「生活很慘」，更令李天慧啼笑皆非，她說：「比起大陸上那卅幾年的慘日子，外面再也不會有什麼生活稱得上『慘』了。何況我現在的收入頗佳，足夠我過相當舒適豐裕的生活。」李天慧能夠輕鬆地為自己的家購置：現代化傢具、地毯、彩色電視機、錄影機、音響、鋼琴、電話、冷氣……等。「這些物質上的享受其實是次要的」，她強調：「重要的是我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這對曾經患難的夫妻，如今在自由祖國一起開心地工作與生活，鶼蝶情深，令許多隻身投奔自由者豔羨不已，但他倆亦非常思念留在大陸的兒女。（歐陽芷汀）

生活愜意自在

半年多來，李天慧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每天清晨，她換上輕便的網球裝，到陽明山俱樂部打一小時網球。回來小睡片刻，就開始上課授琴。傍晚，她會帶著小狗到附近散步，和鄰居談天，或者整理花圃；然後弄幾個可口的小菜，插一盆賞心悅目的花。晚上看看電視、聽聽音樂，或者練琴、讀書……。李天慧的生活自在愜意。

今年十二月，李天慧將應臺灣省交響樂團之邀舉行聯合演奏會，藉著琴弦奏出她的心聲，傳送給所有關心她的人。

右圖：台大物理系學生很喜歡上徐家鸞教授的課，認為他教得認真又仔細。（歐陽芷汀）

徐家鸞後悔當年的遲疑

甫自美國來歸不到四月的前中共物理學家徐家鸞，已在臺灣大學物理系開課，他感慨萬千地說道：「卅年前，我曾經有機會到台大教書，沒想到一時遲疑的後果，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

徐家鸞是江西南昌人，一九四六年畢業於廣西大學。當時廣西大學教務長曾啟新調職臺灣大學任教務長，有意帶這位得意門生同行。徐家鸞在猶疑下錯過了這個機會，改到安徽大學物理系當助教。

「坦白說，年輕時我的思想是左傾的」，徐家鸞說：「我甚至曾經舉雙手歡迎共產黨來改造中國，因為我以為他們所說的，他們會做到。」

大陸淪陷後，徐家鸞先後任教中共「東北大學」、「中國礦業學院」，並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擔任理論物理教研室副教授兼副主任。所謂的「科大」，是中共為培養核彈、導彈等尖端科技人才而設的學校，徐家鸞擔任全校物理理論基礎課的主要負責人。他每天除教課外，還得兼任行政工作，周旋於校方及各兼課科學家之間；晚上回家又得寫教材、編講義，每至深夜。這樣辛苦了十年，卻因工作「過於認真」而得罪了人。

台大物理系學生很喜歡上徐家鸞教授的課，認為他教得認真又仔細。（歐陽芷汀）

住牛棚、掃廁所的科學家

「文革」時，紅衛兵將他苦心經營的教研室打成「白專據點」。到了文革後期，教研室被取消，徐家鸞被定為「敵我矛盾份子」，強迫勞改。於是從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三年，徐家鸞住進「牛棚」，與家人隔絕。這段期間，這個只知辛勤研究、埋首用功的科學家，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的牌子，負責打掃廁所、學生宿舍和校園，還做過造橋、鋪路、燒磚、篩沙……等苦力工作。直到一九七三年，中共急需物理專業人才，心力交瘁的徐家鸞才得恢復教職。

一九八○年，徐家鸞幸運地被中共派往美國馬里蘭大學研究訪問。一九八一年，又轉到哥倫比亞大學進修。他說：「就是在哥大的這段期間，我開始接觸來自自由中國的留學生和報刊雜誌。」

不是過客，是歸人

「說來也巧，促使我投奔自由的近因，正是你們雜誌上刊載的一篇有關經濟部長趙耀東的報導。」徐家鸞接著說：「我到現在還記得趙部長曾經說：『真正的人才，難免恃才傲物，必須以極度的尊重與至誠對待他們，把他們當成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一般，而不只是僚屬……』，這一段話給我極大的震撼，因為中共慣用『使用奴才看江山』的愚民政策，對於有抱負、有個性的知識份子，極盡欺凌羞辱之能事。此外，趙部長還說他自己：絕不戀棧職位，不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也以為不必太愛惜羽毛，他只是真想為國家做點事……，也很令人感動。」

「這篇文章我反覆讀了好幾遍。我想，中華民國能重用像趙部長這樣有個性、有思想、有抱負的人，足以看出臺灣整體的政治理想，這顯然是個公平、開放、有希望的政府。」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和思考，今年五月間，徐家鸞趁著過境桃園中正機場的機會，宣佈脫離中共，投奔自由。

任教台大，再不要錯過機會

回國之後，徐家鸞四處拜訪國內的科學家和物理學者，並參觀各項建設。他表示，祖國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和他想像中的差不多，而軍事素質之高，卻完全超乎想像。「尤其是金門」，徐家鸞說：「當我親眼看見金門整體建設的精良，和戰士、百姓的精神士氣，的確稱得上是『固若金湯』。後來我又發現軍中竟有那麼多碩士、博士……，心中的欽佩更超過驚訝了。」

「在金門參觀時，我也用望遠鏡瞭望大陸，心情激動又複雜——我從對岸來，如今卻在此回望那片不堪回首的地方……。我看到一艘破舊的漁船，一個年輕人捧著飯碗，蹲在甲板上吃飯，船帆千瘡百孔，……直到別人喊我，我才發現自己淚流滿面。」

行政院國科會亦安排徐家鸞參觀國內各大學，由他自己選擇任教。他對交大、輔大的設備和學習環境讚不絕口，但最後還是選擇了臺灣大學。他說：「卅年前錯過了一次，這回絕不錯過了！」

開學前，有關單位一位首長替徐家鸞安排到三軍總醫院作了一次徹底健康檢查。這本是件普通的事，卻使他受寵若驚。「在中共那兒的卅幾年裡，無論身心都傷痕纍纍，但我們習以為常。活了幾十年，從來沒有人這樣看重我的身體。」徐家鸞愉快地表示，檢查結果一切都好，只要配付眼鏡、鑲顆牙。

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大陸上排隊看醫生很麻煩，尤其是牙醫，要想登記補牙、鑲牙，總得等上一年半載。大部份人患了蛀牙，都任它自行爛掉、脫落，我也一樣。」徐家鸞說：「在三總鑲好牙的那天，我有種奇異的感覺，覺得自己無論身體上、精神上的舊創，似乎都填補癒合了。我對生命突然有種完整、溫馨的感覺。走出醫院，身心都好輕鬆，一切舊有的勞苦重擔、恐懼畏縮似乎都被移走了，我彷彿重新換了一個人——一個真正有生命、有感情、有尊嚴、敢抱希望的『人』！」

相愛的夫婦竟然忘了怎麼笑

反共義士李根道曾說：「一個人的一生有幾個卅年？而在最寶貴的卅年歲月裡，我們沒有歡笑、沒有希望。我常對我太太說，我們似乎已忘記怎麼笑了。這些年來，我們沒有真正笑過。」

「我們夫婦有一些非常談得來的朋友，有機會聚在一起時，應該是有說有笑的，竟也笑不出來。中共害得知識份子家家都有訴不完的辛酸血淚，朋友中有不少人被逼瘋、逼死。苟活者又有許多變得人不像人、家不像家。我們怕談以往，也怕談將來——我們笑不出來。」

一九六九年元月，這位傷心的中共「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幾乎想以「死」解脫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凌辱。

一度有心自戕，從此不再軟弱

「……我脫下毛線衣褲，這是我最值錢的一套衣物，我要把它留給我的妻子，這也是我能給她的最後一點東西了。今後她將一人擔負起生活的重擔，在艱難的人生旅途中掙扎。

只穿單衣的我爬上隔離室五樓的北窗口，絕望地將一手一腳伸出窗外……。突然一陣刺骨寒風猛烈吹進，將我捲進屋裡、跌在地上。……不知是北國的寒風救了我，還是對妻子的愛救了我。我沒有死，我活了下來。中共，你聽著，我活了下來，今後的一切就由不得你了！」

李根道要求自己擺脫軟弱，每天用功讀書，將中國知識份子本有的傲骨埋在心裡。機會終於來了，一九八○年十月，他申請到漢堡大學獎學金，到了德國。次年十月，他學化學的妻子劉曼玲也到了德國。不到兩個月後，這對患難夫妻頭也不回地飛到自由祖國臺灣。在這兒，他們拾回知識份子的尊嚴，重建一個溫暖的家。他們終於會笑了。

充滿陽光的新家

李根道夫婦的新家，在陽光經年普照的中臺灣。

臺中逢甲大學後邊有一條西安街，巷中綠蔭扶疏，一排兩層樓獨門獨院的小洋房裡，住的大多是逢甲大學的教職員。李根道的新家也在這裡。

坐在佈置幽雅、光線充足的客廳裡，笑容可掬的女主人劉曼玲回憶起他們大陸上的家：「我們一家四口，在三坪大的房子中住了十多年。房間朝北，終年不見陽光。屋子裏只能放一張雙人床，一個寫字檯兼飯桌，一個小櫃子和三把椅子。到了晚上，一張寫字檯孩子要做功課，先生要看書，我只能伏床為桌。直到我的先生升為副教授，換了一間四坪半朝南的房子，我們才第一次在家中見到陽光。」

如今這棟三房兩廳的小洋房，李根道覺得大了些，而劉曼玲總說：「等孩子來就正好了。」

李根道是數學系的副教授，劉曼玲則擔任化工系講師。李根道非常喜歡逢甲大學的環境，特別是他覺得學校和學生都相當尊重老師，一切校務安排也都以老師和學生為重。他並且說：「這兒的學生活潑健康有朝氣，而且很有禮貌。第一堂上課的時候，學生們都起立敬禮，把我嚇了一大跳，真是感動極了。」

這兒的家庭主婦真幸福

兩人的生活規律單純，除了上課以外，晚上看看電視，其他時間幾乎都在念書。至於電視節目，李根道特別喜歡看「歷史上的今天」、「每日一字」、「每日一辭」。他說：「這些節目讓我深深感受到大家對薪傳文化的用心。連一個『字』都要用一齣短劇來闡釋，不像中共把中國字改得面目全非！」

劉曼玲笑著說：「現在這種日子，對我倆來說，真是天堂啦！除了遺憾兩個孩子沒能來，我們再想不出任何缺憾了！」

對於做個家庭主婦兼職業婦女，劉曼玲覺得輕鬆愉快，她說：「在這兒當主婦真是輕鬆，一星期只要買一次菜擱在冰箱奡N得了，而且要什麼有什麼。不像以前在大陸上，整天忙著排隊，不論是炎炎暑日還是下雪颳風，都得帶著糧票、錢、購糧本和裝糧食的口袋排上大半天，還不一定能買到自己想買的東西！」

她接著說：「大陸上的主婦很可憐，糧食的缺乏，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限量的材料，必須絞盡腦汁省了又省、算了又算。比如大陸上限制每人每月只有半斤食油，我們一家四口是二斤，而這兩斤油必須用卅天，即使一餐只炒一個菜，也得倒六十次。炒菜時，我總是瞇著眼、貼著鍋面，深怕倒多了，月底沒油吃。」劉曼玲又風趣地說：「虧得我是學化學的，否則還真倒不准呢！」

媽媽，我可不可以再吃一碗？

如今，夫婦倆進餐時，望著桌上豐盛的菜餚，劉曼玲就會難過，「在大陸上吃飯，通常只能在吃第一碗飯時有菜吃，第二碗就必須泡菜湯了。男孩子在發育時總要吃得多些，而我的孩子很懂事，他們吃完一碗飯，看到菜已所剩無幾，就會小心翼翼的問我：『媽媽，我可不可以再吃一碗？』……在這裡，有時到朋友家做客，看到父母拿著盛滿菜的飯碗，追著孩子說好話、哄他吃飯……，就令我想起我可憐的孩子……。」

雖然夫婦倆的日子，如今過得安逸滿足，「但是過得愈好，我們就愈著急、愈心痛」，李根道說：「不只是為了我們仍在大陸受苦的孩子，也為了那邊有那麼多不知道日子該怎麼過下去的同胞。」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又有人投奔自由的消息，夫妻倆就樂上好幾天；看到大陸上一星期兩起劫機案，又是興奮，又是懊惱——怎麼沒成功呢？尤其是李根道，七月下旬劫機案發生後，他思索了好幾天，「總覺得這一切顯示了十億同胞的心意。這麼好的情勢，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中國人的希望在臺灣

他左思右想，坐立難安，一股書生報國的熱忱，使李根道帶著妻子，冒著炎炎暑日跑到臺北，找反共義士楊思永和著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討論，最後還為此邀集國內廿幾位專家學者，鄭重地開了一次座談會。

李根道懇切地說：「我雖然已來到臺灣得到自由，但心中仍有親情撕裂的痛苦，畢竟兩個孩子仍在大陸。我在此地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能使我們民族求富求強的制度，這種鼓舞和興奮，稍可撫慰小我的痛苦。我們來到此地，本只想過過安寧的日子，因為我倆已走過太多坎坷的路。但看到兩地的種種現象，還是忍不住要東奔西跑，到處『鼓動』，因為我從大陸來，有最真切的體會和比較，我要大家都知道——中國人的希望在臺灣，中國要盡速統一在這個制度下。我們每一個在臺灣的人，要有信心，更要努力實現這個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