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韓互相羨慕什麼？

俗語說：「老婆是別人的好。」沒想到這句「坦陳人性弱點」的話，竟應驗在中華民國、大韓民國對彼此經濟成就豔羨不已的心態上。

君不見——多年來我國學者、專家，每在批評國內某些產業落後，或經濟政策不當時，動不動就慨嘆「韓國能，我們為什麼不能！」

事實上——同樣的說法，也一再出現於韓國的政界和輿論界。

韓國三大報之一的朝鮮日報經濟版主編崔青林，曾在一九八四年春天發表廿三篇「台灣繁榮的面貌」訪華專文；稍晚，韓國貿易中心常務董事林東升，也以「台灣經濟是這樣成長的」為題，在每日經濟新聞頭版上刊出系列專訪；韓國經濟企劃院、商工部，更喊出「學習台灣，迎頭趕上」的口號。

中韓經濟對看，互相看到什麼值得羨慕之處？

這就是韓國財經最高當局——經濟企劃院。（張良綱）

國內流行「恐韓症」

對於韓國，國內的學者、專家，甚至政府官員，除欽佩外，還多多少少懷有一些「憂韓意識」。

經濟學家王作榮便表示，韓國採取激進的經濟政策，短期雖然造成一些不平衡的現象；但是只要這段時間一過，現在建立的工業基礎充分發揮，生產力會馬上提高。「依我看，韓國不超過十年，就會變成重要的經濟大國」，他說。

經建會副主任委員王昭明更明白指出：韓國在許多重化工業以及高科技方面已領先我國，我們千萬不要因為若干傳統工業還領先，就以為韓國落在後面。他警告：「我們不要自我陶醉，而失去了鬥志。」

一九八六年七月，南韓被美國富比雜誌選為「公元二千年的明日之星」；同一項圈選中，台灣卻落榜了。雖然有許多人並不同意富比雜誌的看法，但這無疑又使國人的「憂韓意識」加了幾分。

「韓國能」！韓國為什麼能？

儘管建設十分現代化，韓國人敬老、愛國的觀念卻相當傳統。（張良綱）

政府有權、民間有能

根據我國對韓「經濟前哨」——駐韓大使館經濟參事處的觀察，韓國在如何達成經濟目標方面，確實有值得學習的強處。

首先，韓國政府組織明確、事權統一，由經濟企劃院負責國家經濟建設的規劃，並掌握全國財、經機構。經濟企劃院又是預算的編列與審核者，院長還兼任國務副總理；這個全國財經最高機構既有錢、又有權，自然能「呼風喚雨」，令出必行了。

此外，韓國有四大工商團體，在政府與業者之間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政府下決策，四大團體則傳達命令，業界有意見的話，也能透過這些管道和政府充分溝通。

和韓國相比，在政府組織方面，我國固然不能為了效率而「中央集權」、削減議會制衡監督的權利；但在「可為」的民間組織方面，我們卻也未曾盡力培育。目前國內較具功能的，唯有以辜振甫擔任理事長的工商協進會而已。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韓國可以因某些產業投資過剩，政府當局為加強國際競爭力，而禁止其他企業再投資等維持產業秩序的做法，我們只有羨慕的份了。

比利誘更有效

要想政府與民間配合得好，在我國必須用各種有利的條件加以誘導，如投資抵減等；在韓國，除了「誘之以利」，更「動之以情」——訴諸愛國主義。

韓國人國家意識的強烈，是舉世聞名的。除了因為是單一民族，全民具有一致的方向感外，韓國也善於利用國家性的計畫，來激起全民參與。

像奧運，就是目前韓國最重要的國家計畫。為了辦好奧運，全國發起「小氣鬼運動」，人人節衣縮食地進行各項建設，而建設期間的諸多不便，民眾也都能忍耐，毫無怨言。在我國，卻常有因「民眾反對」，公共建設不得不更改計畫的例子。

除了愛國，韓國人好強、敢冒險，過不怕改的精神，更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漢城的漢江邊上，有一幢六十三層大樓。據一位韓國人士透露，蓋這幢樓的目的，只是要超過日本的六十層大樓，成為「亞洲第一」。

韓國人的爭強好勝，在電子科技一心想超越日本上，更是表露無遺。

繳學費，不怕貴

為了發展半導體，韓國十三家大財團不但聯手投資一千二百零五億韓元開發超大型積體電路，還積極從海外延攬科技人才。

「我們的歸國學人多要自己創業，韓國的學人則多由大企業高薪聘請回國，專門從事研究工作」，我國駐韓大使館經參處秘書申文廉，一語道出兩國民族性的不同。

韓國由海外招募的人才並不限於本國留學生；我國與日本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們挖角的對象。

有些日本人便利用週末變成「空中飛人」到韓國兼差，據說他們二天的工作所得，就高達一千美金以上呢！

資訊產品的生命週期短，我國常有人為了是否值得自行開發技術而爭論不休；民間企業對於超大型積體電路工廠興趣缺缺，結果還是在政府出資百分之四十八，其餘開放給荷商飛利浦公司投資才成立的；反觀韓國，卻絲毫不見猶豫之色。

「我們是在向高科技繳學費」，崔青林肯定地表示：「要想科技生根，一定得這麼做。」

決心已帶來輝煌的成果。

目前韓國半導體的生產量與出口，已領先我國；價廉物美的錄放影機，已在國際市場把Made in Japan殺得節節敗退了，我國的錄影機業者，卻還在國內要求政府保護。

「實在應該臉紅喔！」王昭明說。他表示，高科技工業的利潤高、風險也高，因此企業家除了要有國際觀和前瞻性的眼光，還需具備高度的冒險精神。「現在國內第一代企業家人老了，錢也賺夠了，冒險精神已比不上過去」，他遺憾地指出。

跨國企業高科技，誰具競爭優勢？

韓國人則是天生的冒險家。他們從一開始就大膽借外債大量建設；現在為了對抗各國的保護主義，更紛紛到海外投資。

韓國企業的海外投資始自六十年代末期，到一九八五年底，共有四百四十二件，總投資額為四億六千五百萬美元，是我國的二倍多。

巧的是，一九八五年韓國在國內的投資率為卅一．二，也幾乎是我國百分之十七．七的兩倍。

崔青林在談到我國業者對於投資採取保守而審慎的態度時，雖肯定因此會減少損失的風險，但也指出少做少錯，欠缺經驗，將來在高科技與跨國企業方面，恐將失去競爭優勢。

韓國人常常為他們的勇於嘗試而繳付相當昂貴的「學費」，但他們敢做也敢悔，只要發現問題，說改就改。目前積極扶植中小企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大企業伸出章魚爪

韓國與我國雖然從「四條小龍」到「兩隻小老虎」，始終被相提並論，所走的路卻截然不同。

在發展歷程上，韓國採超越前進的方式，先建立重工業，再回頭發展輕工業；我國則循序漸進，由輕而重。為配合經濟政策，在企業型態上，韓國致力培養大企業，我則以中小企業為主力。目前韓國已有十一家大財團名列世界五百大企業的排行榜上，我國只有台塑居第一九六名。

韓國的五十家大企業，營業額達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他們有資本、敢投資，能支付研究開發費用，及以大量製造、低單價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競爭，創下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五年間，平均百分之十六．四的高工業成長率。這種大企業的力量，一向為我國所羨慕。

不過，韓國自己卻煩惱大企業優先用完了有限的資源，又過度擴張、破壞社會的分工關係，使中小企業生存的空間幾乎完全被剝奪。

生產小馬汽車、在世界五百大企業中排名第四十一的現代集團，就曾吸收一家做豆腐的小工廠，原因是——員工吃飯要用到豆腐。有一次現代又買下一家手套廠，因為他的汽車廠、造船廠員工工作時要戴手套。

這種大小通吃的做法，不但輿論譏為「開百貨公司」，韓國官員也深深不以為然。經濟企劃院企劃局課長李永鐸便批評這些大企業：「只知追求利潤，像章魚一樣向各種事業都伸出爪子。」

韓國羨慕我們什麼？

身軀龐大的動物，行動一定遲緩；同理，企業體愈大，雖然威力愈猛，卻也愈缺乏靈活應變的彈性。

像五、六年前石油價格上漲，國際經濟不景氣，韓國大企業借貸大筆外債所投資的重化工業設備，就大量閒著「納涼」。那時我國中小企業的彈性——對於少量或多樣的訂單來者不拒等在不景氣中求生存的長處——就充分顯現。

同時，發展大企業的策略，也發生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根據一九八三年的統計，韓國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所得是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廿倍。而同年，我國只相差四．五倍。韓國學生的示威活動，貧富不均也是原因之一。

為了經濟、社會的雙重需要，韓國經濟企劃院已卯足了勁，把扶助中小企業列為近年主要的施政項目之一。

據韓國商工部長琴震鎬去年六月表示，自一九八三年六月開始，韓國共發掘了二千三百四十五家具有外銷潛力的中小企業，共支援經費三千八百億韓元。除了錢，韓國政府在人才的培訓、商情的提供，以及銷售推介方面，也給予中小企業大力支助。

眼見韓國吸收我國中小企業的長處，加上原有的大企業力量，以及韓國政府劍及屨及的行政效率，國人不免為未來的中韓之爭捏把冷汗。

但談到對台灣經濟發展的看法時，韓國經濟企劃局課長李永鐸卻很認真地回答：「一句話——很羨慕。」

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可能會因為「認知不協調」而受寵若驚，但聽多了，不免開始思索：韓國人究竟羨慕我們什麼？

我國中小企業如野草般強韌的生命力，自是其中之一；但對廣大的韓國人民來說，卻另有所羨。

七十歲才能出國觀光

去年日幣大幅升值，我國約有八萬名觀光客轉赴韓國觀光。在大家暢遊漢城、濟州島，大肆採購韓國毛毯和高麗參的時候，恐怕沒想到，韓國一般七十歲以下的民眾不能出國旅遊。主要原因是，韓國外匯太少、外債太多。

究竟多到什麼樣的程度呢？韓國產業經濟技術研究院選任研究專員車東世曾經算過：韓國目前共積欠四百六十七億美元，若讓全國四千萬人平均分擔，每人大約要背負一千二百美元的外債。而韓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才二千美元出頭；因此，即使全國人民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至少也要六個月才能把這些債還完。也難怪他們會對「擁有的外匯和韓國外債幾乎一樣多」的我國羨慕不已了。

就因外債太高，凡是「奢侈性」的外匯消耗，像出國觀光、進口外國汽車、高級名牌服飾、煙酒等，都曾在禁止的範圍。法國儂格士服飾為了在韓國行銷，不得不「移樽就教」，到韓國設廠製造。

外債影響所及，不只民生享受受到限制；利息的負擔更可怕。

我國駐韓大使館經濟參事李昌閭指出，韓國一九八五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共八百卅一億美元，而付外債利息使用掉卅六億美元；換句話說，利息支出即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四。

「如果國際市場利率提高百分之一，我們就要多付四億六千萬美元」，韓國財務部長咨詢官金仁哲表示，過去曾遇到經濟不景氣的年份，賺來的錢還不夠付利息，只得以債養債，愈欠愈多。

他舉例，如果一九七九年時，國際利率維持在前一年的水準，韓國外債即可減少五十五億美元。今年韓國國際收支雖然已開始出現黑字，大家對未來充滿信心，變得「債多不愁」，「但誰也不知道利息何時會再漲，所以還是保守一點，少借多還比較好」，金仁哲說。

不如及時行樂

車東世在他一九八四年所寫的「韓國外債四百億美元的來龍去脈」一文中曾經指出：韓國所以要向外國借錢，主要是國內儲蓄不足以供應經濟建設所需。過去十年，韓國平均年儲蓄率為百分之廿四．七，總投資比卻達卅．八。為了彌補這段差距，只有導入外債。因此，我國高達三分之一的儲蓄率，也成為韓國人最羨慕的焦點之一。

都是東亞國家，有相近的文化背景，為何韓國人不如中、日兩國人民那麼愛存錢呢？

根據崔青林的說法，這和人民個性奢侈、喜好擺門面有關。他曾為文斥責：韓國一滴石油也不產，但國內汽車市場卻以一千八百CC的車賣得最好，小型車反而沒人要。

然而也有其他韓國人士認為，國民儲蓄率較低，「誘因」不足，恐怕才是更重要的。

韓國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實施經建計畫，便採行「成長重於穩定」的政策，大幅增加投資、提高貨幣供給量，卻因為鈔票太多、物品太少，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尤其在一九七○年代受兩次石油危機影響，八年內，物價上漲率每年平均高達百分之廿。

物價漲得這麼厲害，民眾當然不願把錢留著貶值，多「及時行樂」去。高通貨膨脹，更引起經濟、社會的動盪不安。因此，韓國政府在一九八○年代，改採和我國相同的「穩定中求成長」政策，並已開始收到效果。

例如在物價方面，一九八二年上漲率已控制到百分之四．七，自一九八三年到前年，每年更低於驚人的百分之一。儲蓄率也在一九八五年提高到百分之廿八．四，已相當接近當年百分之卅一．二的投資率了。

農業政策也不同

到韓國觀光的國人，可能會覺得走在漢城和在台北差不多，只不過地下鐵和奧運會場宏偉的建設，會讓我們興嘆：韓國超過台灣了。

但是，如果到非觀光區的農村，恐怕觀感又會完全改變。

我國自政府遷台以來，就採取「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回饋農業」的政策，實施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並成立多所農、漁產改良實驗所，不斷幫助農家改善生活。雖然今天台灣農家所得僅為非農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但佃農幾乎絕跡，農村生活也相當「都市化」，一些特殊的經濟作物區，如梨山果園與鹿谷茶園，更有三分之二的農家以自用汽車做為代步及運輸工具。

韓國鑒於我國農業發展成果，也曾有心仿效，但才實施一年，就因進步太慢而放棄，目前韓國佃農仍高佔一半的比例，主食稻米常無法自給自足。

比肩共赴羅馬城

中韓經濟究竟誰強？這就像春花、秋月，各擅勝場。不過，「條條大道通羅馬」，中韓兩條小龍在經濟發展上雖各有軌道，卻同時獲得舉世稱讚的成就。而正是因為在彼此身上找到自己所欠缺的優點，才會把對方當做一面鏡子，明裡爭、暗地效。

在邁向已開發國家的路途上，若是少了這麼一位伙伴，豈不太寂寞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