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汪會談」的回顧與前瞻

海峽兩岸自從民國三十八年分裂分治以來，一直呈現許多波濤起伏的變化，基本的格局一直離不開：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又戰又和、又和又戰等情勢。但嚴格說來，大致仍可把四十多年來的兩岸關係，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兩岸軍事衝突時期﹙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七年﹚；第二階段是兩岸緩和對峙時期﹙民國六十八年至七十六年十一月﹚；第三階段是兩岸接觸交流時期﹙國七十六年十一月至八十三年底﹚；第四階段是兩岸分裂分治現況﹙民國八十四年迄今﹚。

在此四階段的過程中，兩岸均有明確的戰略主軸，但是每一階段同時亦受到許多主客觀變數的影響。在這些偶然性與結構必然性等多因子的相互動態影響下，辜汪會談可以說是數十年來兩岸關係的重大突破。鑑於在各方矚目的引領期待下，第二次辜汪會談又於九八年十月召開，所以此時對辜汪會談的回顧與前瞻，不啻格外具有歷史意義。

所以本篇論文根據此核心精神，區分為回顧、檢討、前瞻部份。

一、回顧：依序就第一次辜汪會談的緣由、成果、各方對其看法，分述如下。

首先就會談的緣由而言，我方自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熱絡交流所產生的各種民間糾紛，諸如商務糾紛、婚姻、觀光糾紛、繼承、海上犯罪、大陸偷渡客的遣返等問題，皆亟需中共的配合，才能有效予以解決。以偷渡客為例，中共就曾讓將近三萬名偷渡客，平均滯台達一百一十三天之久，就是最為顯著的例子。另一方面，中共也企圖先從「事務性談判」開始，再逐步誘使台灣與中共進行「政治性談判」，並藉此達成其「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目標。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兩岸都有意成立民間中介團體，展開事務性、功能性的先期接觸。所以有九一年三月，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在台北的成立。同年十二月，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在北平的成立。並分別由辜振甫、汪道涵負責領導，均屬各自政府授權的民間機構。中共「海協會」為促成「辜汪會談」早日實現，於是在一九九二年一月八日即致函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祕書長率團訪問北京。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和籌備，於九三年四月八日至十日，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祕書長邱進益訪問北京，海協會與海基會舉行了「辜汪會談」預備性磋商，確定了「辜汪會談」的三大議題：第一、兩會會務方面，包括商談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並簽署協議；確定有關兩岸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等犯罪活動、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協商處理兩岸海上漁事糾紛等，以及當年即將進行的三要事務性商談。第二、經濟方面，包括台商在大陸投資和大陸經貿界人士訪問等議題，兩會共同籌開民間性質之兩岸經濟交流會議；雙方就共同開發能源及資源問題進行討論。第三、科技文教方面，包括青少年互訪交流、科技交流、兩岸新聞界交流等。邱、唐二位來到新加坡後，反覆強調的「四性」：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對於一些有分歧的敏感性的政治觀念，皆同意擱在一邊，顯然這「四性」的確定，不僅是「辜汪會談」的性質，也可以視為今後經由兩會處理兩岸關係的準則。

其次，就第一次「辜汪會談」的成果而論：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辜汪會談」正式在新加坡海皇大廈四樓簡報室舉行。會談開始，由汪道涵首先發言，內容主要包括會談的議題、性質和主旨精神等組成部份。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接著致辭，強調會談對建立兩會協商與聯繫制度的重要，且提出六項具體建議。包括：租稅法規訂定，徵收的限制與補償，經貿爭端的公平解決，經營利潤與撤資的匯出，大陸相關法規的透明化等。在提出六項保障台商權益建議的同時，辜振甫亦對「兩岸工商界人士互訪」及「召開民間性質經濟交流會議」的可能性，表示願與海協會共同研究。但對汪道涵提出的所謂事務性的「三通」並未做任何反應。

此次會談的確使兩岸關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不僅使數十年的敵對氣氛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時也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重要文件，為兩岸事務性會談及制度化互動奠定了基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辜汪會談共同協議」文本中，原定納入有關台商投資保障、經濟交流會議、大陸工商界人士訪台等議題，卻由於雙方缺乏共識，因此，在辜、汪兩人討論後，決定在文件中暫時擱置，由兩會擇時、擇地，另行討論。由於海峽兩會對於經濟議題，在認知上有重大差距，致使「辜汪會談」在這方面完全繳了白卷，使得兩岸首次會談的創舉，並未獲致圓滿的協商結局。

就各方對第一次「辜汪會談」的評價而論：﹙一﹚、在中共方面：基本上肯定會談的成果。表示「辜汪會談」不僅有利於「兩會」的聯繫與合作，也有利於兩岸經濟合作與交流，對促進兩岸關係發展極有助益。同時，中共亦要求未來的會談，要提高雙方層次，希望兩岸能在「辜汪會談」的基礎上，逐步擴大會談範圍，提高談判層次，聲稱「只要坐下來談，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層次越高、授權越大、解決問題就會越多越快」。強調除民間事務性議題外，還可就當前兩岸人民普遍關心的一些問題，如直接「三通」問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問題，一一進行磋商。

﹙二﹚、台灣方面：1.肯定對話解決爭議：認為「辜汪會談」已為兩岸協商對話模式奠定了良好基礎，是兩岸關係從對峙走向和平的一個重大發展關鍵。2.期望民眾勿存浪漫想法：「辜汪會談」所簽署的各項協議表面看來雙方是對等，其實只是中共「一個中國」架構下的「民間平等」，而非兩岸間的對等。談判需要長時間一步步地談，何況兩岸隔絕四十餘年，不必要求短暫交往後，即要有顯著成果，更不可存有浪漫的憧憬。

﹙三﹚、國際方面：欣見兩岸和解。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海峽兩岸第一次高層正式接觸，不僅對結束北京與台北的敵對軍事狀態有直接的作用，也對緩解亞洲太平洋地區緊張局勢具有深遠的影響，為後冷戰的世界形勢帶來祥和氣氛。

二、對「辜汪會談」的檢討：第一次「辜汪會談」，在經過多年來許多事件的檢證之後，已充分證明其溝通管道脆弱性的嚴重缺失。特別是自「千島湖事件」後，就開始逐漸暴露出來；李總統訪美所引起中共強烈反應，更是將之完全表露無疑，九五年、九六年的「台海危機」，甚至使既有的溝通管道完全中斷，坐任誤解如滾雪球般的向外擴張。其餘類如民間交流，所產生的台商生命財產等安全問題，亦未能在既有的兩岸協商管道解決，如此自然也造成我國民間對中共的不滿與誤會，相對的國內台獨傾向也就日漸的升高。而中共見此情形，又使用軍事演習等政策工具以為壓制，深怕台灣走向台獨不歸路。如此惡性循環，只會導致兩岸關係的惡化，實非兩岸中國人之福。

三、前瞻未來「辜汪會談」：以目前而言，國家統一綱領就是我們在面對中共壓力下的指導原則，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只要抓住其精神要旨，在「辜汪會談」時靈活運用，相信亦能為我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同時在這一個大的國家戰略架構之下，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有下列兩點。

﹙一﹚、建立兩岸高層熱線電話：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認為九六年的台海危機，只要一著棋失算，就可能爆發意想不到的戰爭。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在國會參院一項聽證會上也表示，北京在台海的軍事演習，極可能因錯誤估算而引發戰爭，情勢至為險峻。特別是其中一枚飛彈，幾乎直接飛過台北上空，一旦因技術上的失誤，不幸落到台灣本土，造成大量人員的傷亡，我們是否能像以色列一樣忍受伊拉克飛彈的攻擊，而不加以還擊？以我國國防部的報告推論之，以不求戰、不懼戰的戰略思維，勢必會對中共加以彈性報復，果如此，一場軍事衝突儼然會迅速升級。如何避免誤會，防止危機升級，一直是冷戰時代美、蘇二元國際體系的研究焦點，也是值得我們向歷史學習的經驗教訓，其中以建立元首間的高層熱線電話，效果最大，亦不容易受到外來的制約與干擾。所以這一點應該是我們藉會談之便，與中共協調，去完成的重點之一。

﹙二﹚、儘速簽訂兩岸「和平協定」：避免兩岸發生戰爭，是兩岸政府與人民的共同責任。簽訂「和平協定」，對兩岸未來發展將具有下列多重意義：為未來兩岸的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條件，至少象徵著兩岸正式宣布放棄以武力作為解決統一問題的手段；為未來兩岸的政經建設提供一個和平安定的環境；為兩岸節省為數可觀的國防預算，不但有利於各自的政經建設，更能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奠定良好的基礎。換言之，雙方可將節省下來的國防預算集中在政經建設之上，不必讓台海兩岸成為最先進武器的實驗場。

結論：辜汪會談是兩岸突破敵意、具建設性的歷史重大意義，雖然仍有瑕疵，但瑕不掩瑜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所以深深期盼未來辜汪會談，能在先前的基礎上，為兩岸中國人和平互助、共創雙贏，取得更大的進展。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