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搏大——電影通路延長戰

你注意到了嗎？台灣的電影院都已經「改頭換面」了。

上千個座位的大戲院，變成「多廳式」的中小型戲院；杜比環繞音響、聲音對位裝置等新設備，都是為了拉攏觀眾。無法因應變遷的錄影帶租售店，只有關門。

電影銷售管道其實早就不限於戲院，有線電視台的電影放得熱熱鬧鬧。通路的搶奪，已經從「上游」戲院打到「下游」，你我家中的客廳。

有人說這些改變，象徵「多元影視時代」的來臨。而一向在競爭中居劣勢的本土電影，會因為產業生態革命，而有所轉機嗎？

你有多久沒進戲院了？一位家有幼兒的職業婦女說：「四個月前到西門町看電影，驚訝地發現竟然不用起立唱國歌了。」

雖然一年進戲院的次數，數都數得出來，不過回到家，她手上的有線電視遙控器，可沒停過，每天都會固定轉到幾個頻道，像是「家庭票房電影院」、「春暉電影台」或「衛視電影台」，看看有沒有吸引她的片子。

票房縮水

由統計數字看，國人看電影的習慣確實已漸漸改變。

電影資料館曾在一九九二年調查過大台北地區民眾的觀影習慣，結果發現有九成受訪者在半年內看過電影，但只有四成八是到電影院看電影，百分之四十四是從電視台、有線電視和錄影帶的管道看電影。

戲院觀眾減少的第一個指標，就是票房下降。

綜觀去年國片怳j票房排行榜，整體出現大幅下跌的窘況。報導指出，往年大台北沒有賣到五千萬元以上的電影，根本進不了怳j排行榜，但是去年只要兩千多萬元的票房就算是賣座片了。

以往票房保證的周星馳、李連杰、劉德華等大牌港星，去年由他們掛帥的電影，成績只能算是平平。李連杰主演的《鼠膽龍威》票房二千八百萬，勉強擠入第怞W。這樣的成績和他上千萬台幣的高片酬比起來，老闆還是笑不出來。

向「小」發展

戲院不再高朋滿座，自然賺不了錢；對能裝進上千名觀眾的大戲院來說，稀落的觀眾，更顯得偌大的戲院空空蕩蕩。

不堪賠本的業者只好關門大吉。從一九九○年到去年六月的統計，全台灣的電影院家數就大約減少了一百家。

繼續經營的戲院則流行「瘦身美容」。紛紛把可以容納上千位觀眾的大廳，改裝成幾百人的小廳，以少量多樣來多吸引些「分眾」上門。

以台北市來說，目前有六十家戲院，卻有一四四個廳。台北東區出現八個廳的影城；電影人口的聚集地──西門町更是一家家朝「多廳化」邁進，讓消費者一踏進戲院就有多重選擇。

觀影人數逐年減少，錄影帶租售也進入蕭條期。錄影帶出租店在台灣的全盛時期由八千多家，衰退到這幾年剩下一千四百多家。

看到租售店生意清淡，有人預測，錄影帶業會在十年內消失。

年代影視公司行銷企劃部協理陳鴻元倒不這麼悲觀。他認為，「錄影帶也許會被影碟取代，但租售的行為不會改變。」

不過，由於影碟的製作成本和租售價格都比錄影帶高，所以錄影帶雖然少了，但仍然是現階段僅次於戲院的主力管道。

電影新秀

戲院和錄影帶店的輝煌時期不再，難道大家不看電影了嗎？

當然不是。觀眾的眼光只是不再盯著大銀幕，而是移轉到有線電視的「電影台」；觀影習慣由上戲院、租影帶，演化到遙控器的時代。

台灣有線電視的電影頻道數目，是亞洲第一，比有線電視先進國美國都多。

「這個現象非常不正常，」年代影視公司頻道分銷部經理雷國夫說，台灣股市、房地產不景氣，過多游資無處走，電影頻道因為是新產品，所以能吸引投資，「電影頻道現在是戰國時代。」

扭開有線電視，可以發現頻道內國片、西片、日片、卡通片加起來大約有十多個電影頻道。每個頻道一天平均放映抭★q影，除了廣告插播，片子是一部接一部。

國片幾家大製片商如「學者」、「聯登」、「龍祥」，都已經開闢自己的有線頻道，放映旗下投資拍攝或購買版權的國片。

武打明星李連杰的《黃飛鴻》系列，香港導演王家衛的《東邪西毒》、《重慶森林》，本土導演吳念真的《多桑》、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李安的《飲食男女》，都一一出現在你家的螢光幕上。

獨步亞洲

結果顯示，這樣的嘗試是受觀眾觀迎的。

去年一項由十三萬張選票圈選有線電視頻道排行榜的調查顯示，專業電影台在前怳j頻道中奪得三席，佔據第二、六、七名。這三個電影台包括專映西片的「家庭票房電影院」（HBO）、專映國片的「聯登電影台」，和中西片七比三的「衛視電影台」。

平均一天抭★q影的消耗量，一年到哪裡去挖那麼多片子？

「西片來源不成問題，除了美國，還可以把歐洲、紐澳、加拿大等地區的電影都涵蓋為西片，量的來源廣，」聯登公司副總經理姚慶康說；而台港兩地的國片，目前一年發片量不到二百部，根本不夠，有時就拿韓國、日本的電影，配上國語充數。

近日新聞局宣布放寬大陸影視節目進入台灣的條件後，大陸電影也加入廝殺戰場，有線頻道又多了一個片庫來源。大陸電影可以來台放映的消息一經宣布後，業者就組團赴大陸商議電影文化交流，和購片事宜。國內觀眾已經可以在衛星頻道上，看到《芙蓉鎮》、《紅高粱》等大陸名片。

新片是搶手貨，老片也得到復活機會。常看電視的觀眾可以發現，林青霞在七○年代穿著喇叭褲、談校園戀愛的「三廳電影」，和香港「新藝城」公司二十多年前的糊塗偵探片都被挖出來。

「十年前，一部片子在戲院三天下片，可能就永不見天日；現在又有機會和觀眾親近，」年代公司協理陳鴻元說，老片重生對創作者來說，未嘗不是好事。

戲院還是指標？

電影通路多元化，等於延長了電影的壽命。大部分學者認為，電影生命週期拉長，應該對成本的回收也有所幫助。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系副教授陳儒修就說，「目前可以看到電影的方式增多，不能僅以戲院票房收入，來判定一部影片的成敗。」 影評人焦雄屏也表示，「大家都說台灣新電影票房不好，我就要問，那為什麼不少人都看過？不是從電視就是從錄影帶的管道嘛。」她強調，「市場回收不只是戲院票房而已，要把有線電視、衛星、錄影帶、影碟的租售買賣全部算進去。」

但業者卻另有看法。「表面上是多一個收入，其實獲益也不大，」聯登國際公司副總經理姚慶康說，不管戲院票房多好，錄影帶版權現在每片約三百萬台幣；賣給有線頻道則是統一價碼：二年內多次播映，約七十萬元。

業界和學界在電影回收的問題上，之所以沒有交集，究其原因是關注的對象不同。

在商言商的業者，看的是眼前利潤，尤其所投資的港片多是成本五、六千萬元以上的大製作。成本大、回收壓力也大，當然希望能立刻收進幾千萬元的高票房；錄影帶、有線電視幾百萬元的權利金，對他們而言只是杯水車薪。

但這筆電影通路多元化之後增加的收入，對仰賴新聞局輔導金拍攝的本土電影，卻是一線生機。

本土電影成本多在三千萬元以下，而輔導金又資助了一千萬或五百萬，投資片商所要負擔的成本已經減輕一半。戲院票房只要超過七、八百萬，再加上錄影帶、有線電視等周邊利益，可能就不會賠。

二千萬的營收

雖然目前錄影帶、有線電視等下游管道的收益只是小補，但部份業者也開始重視「觀眾家中坐」的趨勢。包括龍祥、學者兩家電影公司，都準備電影在戲院首映下片的當天，就透過家中的付費解碼器，和有線電視用戶預約一個時間，在家中觀賞。這樣的方式稱為「按次計費有線電視頻道」（PPV）。一片計費在一百五怳落鴗G百元間，比目前的一張電影票價稍微便宜。

龍祥影業公司總經理王龍寶樂觀估計，「照說，港星周潤發的身價應該有五千萬票房，但是他的《和平飯店》為什麼只賣到三千萬？可能觀眾不喜歡這個題材，更可能是懶得出門。付費頻道就可以賺回這兩千萬。」

不過也有業者懷疑，會有多少觀眾願意接受這樣付費看電影的方式？

「從有線電視還不合法的時代開始，台灣觀眾就有一個觀念：在電視上看電影不用多付錢，」姚慶康質疑，周潤發、劉德華主演的片子算是強片，但他們一年有幾部電影？而這些院線片除了在計費頻道上映，日後是不是仍然會在一般頻道播出？如果是，那觀眾何不多等一下，看免費的？因此，新策略能增加多少營收還很難說。

上、下游一線牽

事實上，即使沒有有線電視「參一腳」，國片的通路也可以更有彈性一點。

國內幾家大電影公司不只掌握了戲院聯映通路，也握有錄影帶、有線頻道、電視台等管道的租映權，上游到下游等於控制在同一業者手上，形成「徹底的垂直壟斷，」陳儒修批評。

在這樣封閉的體系下，不願依附在大電影公司下的獨立創作者，就少有談判籌碼。

美商華納公司台灣分公司企劃經理石偉明表示，戲院需要「源源不絕」的片量，所以喜歡和大片商合作；而像是《超級大國民》的導演萬仁、拍攝《獨立時代》的楊德昌和《西部來的人》的導演黃明川等獨立創作者，一年拍的電影只有一、二部，因此他們必須「等空檔」，如果戲院給不出空檔，排片就有困難。

而排不上院線，錄影帶、有線電視版權也是順勢延擱。

「台灣觀眾對院線片的認識，多過非院線片，對錄影帶的訊息也來自電影留存的印象，」石偉明說，上游得到體認，所以院線片賣出的錄影帶版權也會比較高。

前兩年錄影帶版權費說是四百萬元，後來硬被發行商砍成三百萬；沒有發行管道的獨立創作者只能「任人宰割」。

「我們不會要求握有發行管道的片商消失，但是在一個封閉的系統，可不可以有一點開放性，讓對文化負責的創作者有生存機會，」影評人焦雄屏說。

像美國、日本就有私人經營的小戲院。以《愛情萬歲》贏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導演蔡明亮說，他到日本札幌參加影展時，《愛情萬歲》就在一家只有二十九個座位、由一對夫婦經營的小戲院放映了一個月，觀眾的成長率也很可觀。

不適合院線制

過去國內業者喜歡打腫臉充胖子，每部片子上映都是抴X、二十家戲院，輸人不輸陣，深怕上片戲院太少，就會被認為是小片。

但這樣的影視市場並不利於本土電影。焦雄屏認為，本土電影多屬於一、二千萬的小成本製作，而小成本作品不會花大錢宣傳，需要靠時間和口碑，吸引分眾。

況且，「藝術電影的觀眾特質是『不積極、動作慢』，可能在電影上演的第二個禮拜才會進戲院，」華納台灣分公司經理石偉明說。

問題就在於，需要靠口碑的電影，很容易就因為一開始票房低，而被迫提前下片（一般檔期約二個星期）。等到口碑傳開，電影已經無處可看。

一位一向支持本土電影的女性觀眾說，同事告訴她侯孝賢拍的《好男好女》正在上映；等她找時間去看，卻已經下片了。

其實，早在新電影被稱為「票房毒藥」時，就有人呼籲改進國片的市場行銷觀念，「不要每部片子都進入一場毫無選擇的賭博中，在台北地區首映一翻兩瞪眼，三天之內立刻決定生死。」

以最近的例子來說，描述政治受難者心路歷程的《超級大國民》，第一週上映，前兩天大台北十一家戲院的票房不到二百萬元，原本要提前下片。後來這部政治電影得到民進黨全力的支持，黨內重量級人物如彭明敏、謝長廷、施明德都到戲院看了影片；台北市長陳水扁還包下戲院早場，學生只要憑學生證就可以換票入場。電影廣告上並打出「告急」啟事，還有電台大力呼籲聽友去看，結果票房竟奇蹟式回升，第三週之後仍有三、四家戲院繼續演下去。

負責發行《超級大國民》的華納台灣分公司經理石偉明表示，這部敘述白色恐怖時代一段政治經驗的作品，「以小型戲院長期放映是很理想的狀況。」但是他也強調，觀影人數如果一直是穩定的，戲院還會繼續演下去；就怕第一個禮拜空盪盪，那就只能怪「片子本身短命」。

不是夕陽工業

看來電影通路多元化之後，仍無法保證本土電影一定逃過「短命」的命運。那我們要不要有自己的電影文化呢？

「國片是危機工業，但不是夕陽工業，」陳儒修倒是頗為樂觀。他分析一九九三年全世界電影產量，第一名是印度，約有八百部電影；第二名美國，六百多部；第三名香港；台灣其實也不差，排在十多名。陳儒修的結論是，台灣的電影行業是蓬勃的，「只要維持現在的產量就是成功」。

他比喻，「和西片比起來，台灣電影的位置就像在一間大的購物中心裡，擺個小麵攤，可以養活自己，但不要想以後開專櫃。」

陳儒修認為，當上戲院看電影變成一群分眾的娛樂型態，就像特定族群到音樂廳欣賞歌劇一樣時，本土電影一年二十多部的產量，一方面滿足了支持本土電影的觀眾；一方面也保有我們的文化發言權。

年代公司協理陳鴻元說，全世界都被美國電影打得抬不起頭來，而香港市場又拍出一大堆爛片，把觀眾口味搞壞。「以後製片路線會很小心，不會拍花大錢的作品，而是尋找故事內容符合當地口味的題材。資金少、回收壓力就低。」

一位業者形容得好，「電影是生蛋母雞，再怎麼苦，也不能殺雞取卵，電影還是會繼續拍下去。」

說穿了，戲院、錄影帶、影碟、電影台原本都是空殼子，賣得再好、再多，還是需要影視文化的母體支援。通路延續了電影的生命，但誰才是賦予電影生命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