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年如電抹──台灣省政府細說從頭

文‧陳淑美　圖‧余如季

1999 1月

省府遷至中興新村時，工作人員以竹簍打包公文、清點物品，當年二十啷當歲的青年，現在俱已退休，有許多仍住在中興新村。公瑾已老，不知小喬如何？（台影文化公司提供）

台灣自清光緒因海防告急而與福建省分治建省以來，已經百年。治理「台灣省」的行政組織，從清末的「巡撫衙門」、日據「總督府」、光復初期的「行政長官公署」到「台灣省政府」，如今則走向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治的「二級制」架構。「台灣省政府」的沿革見證了百年來台灣的時空背景與政治生態，是行政組織學的最好材料。

率領著二十九個廳處首長，第一任也是最後一任的台灣省長宋楚瑜在十二月十四日最後一次省政會議後，在「台灣省政府」招牌下合拍了一張畢業照，有點離情但並不感傷，「台灣省政府」從民國三十六年掛牌至今，總共經歷了五十二個年頭。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省議會的前身——台灣省參議會在南海路的會址成立，這個由日據時代後期延續到戰後的代議組織，議長為黃朝琴、副議長為李萬居，秘書長為連震東，皆為大陸返台人士。（台灣省議會提供）

從復原回歸省政體制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尚在大陸的國民政府下令：抗戰勝利後接收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制為台灣省政府，同時任命職業外交官出身、時任立法院副院長的魏道明為台灣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接著又任命丘念台、林獻堂、杜聰明、游彌堅、陳啟清等當時台灣的社會菁英進入省府內閣。

當時台灣剛經過「二二八事件」，逢甲大學歷史教授鄭梓認為，「台灣省政府」之建制，可說是台灣由特別體制的統治型態，進入省政的正軌。

省府人事處處長吳堯峰指出，三十七年八月，行政院核定「台灣省政府合署辦公施行細則」開始長達近四十年的「合署辦公」時期，一直到八十三年七月「省縣自治法」通過後，才開始到去年年底短暫四年的「自治省時期」。

省府的「合署辦公時期」，總共經歷了十四任省主席。從魏道明、陳誠、吳國楨、俞鴻鈞、嚴家淦。前五任台灣省主席中，有軍事強人、外交長才及財經專家。任職於省政府秘書處、兼任東海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的楊正寬以「復舊奠基」來形容這段期間的省政。在此期間，一切為求政局安定、經濟扎根，故先發行新台幣、實施三七五減租、進行地方自治的準備工作，致力於物價與幣值的穩定，改善財政困難，又首重糧食政策、實施肥料換穀制度，收購餘糧等政策，先將二次大戰後蕭條的經濟穩固下來。

（余如季）

邁向「新興工業國家」

民國四十六年以後，正值金門「八二三砲戰」前後，台海對峙緊張，因此國民政府派遣三任軍人出身的省主席周至柔、黃杰及陳大慶主持省務，建立安定的政局，並求經濟、社會的生存發展。此時期石門、曾文水庫、中部橫貫公路相繼完工，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海埔地、山坡地陸續開發，農地重劃、實施都市平均地權、興建國宅、開發工業區等，完成由「開發中國家」邁向「新興工業國家」的基本條件。

但也有人認為，致力經建的這段期間也是台灣國土開始橫遭浩劫的時候。例如從民國三十五到六十年，台灣林木的砍伐量逐年攀升，年採伐材積已經超過百萬立方公尺。五十年代平均一年因伐木得到的收益高達台幣四十億以上，但如此收益付出的水土保持等代價顯然十分昂貴。

就組織的規畫來說，鄭梓指出，軍人主掌省政時期的中央政府，也厲行「強幹弱枝」政策，先後縮小台灣省行政版圖並撤銷基層組織──如五十六年，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脫離台灣省政府的管轄，各省轄市的區長（相當於縣市的鄉鎮長）改為官派，不再民選。

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台灣發生嚴重的「八七水災」，當時民房多為土屋，損失慘重。省議會由議長黃朝琴及副議長謝東閔帶領組成慰問團，到災區表達關懷之意。（台灣省議會提供）

「台人治台」，改善基層福利

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隔年省議會議長出身的謝東閔接任第九任省主席，開始了所謂「台人治台」的本土化政策，也是楊正寬所歸類的「福利社會開展期」。此後連續六位台籍政壇人士，從「舌戰黨外」的林洋港，到「八萬農業大軍」的李登輝、提倡「精緻農業」的邱創煥乃至「富麗農村」的連戰，施政重點在於基層建設，爭取農民、勞工、漁民的福利，擴大社會救助，消除髒亂、發展社區，加速農村建設，致力第二階段農地改革，全面實施農民健康保險、培育八萬農業大軍，促進農業升級。

然而，因多年的組織人員擴展，省營單位績效不彰等問題也逐漸浮現。於是第十任省主席林洋港主席成立「省政建設綜合資金」，辦理「變產置產」與「運用民間資金」等創新措施，簡化各種法令規章，廢除不合時宜的單行法。而對環保、生態等負面效應，第十一任省主席李登輝完成二重疏洪道工程，進行收回德基水庫濫墾地等防治措施。

在省府的實權方面，鄭梓指出，儘管省主席多為台籍人士，但台灣省行政版圖卻更進一步縮小，六十八年，高雄升格為直轄市；省府委員的合議制則多以國民黨卸任的縣市長、高級黨工、軍方代表擔任，酬庸意味濃厚。六十九年，行政院首度頒布「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事規則」，賦予省主席核定變更府會議程的實權，合議制無法發揮實質功能。

另外，此期間「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財稅與公賣收入大部份上繳中央，再由中央層層補助省以下的各級政府，至於省屬行庫、主計及人事等，中央亦由中央銀行、主計處、人事行政局等機構，實行「一條鞭」的統御。

第二屆省議員就職典禮，由議長黃朝琴率領宣誓。當時省議員的誓詞是：「余誓以至誠，恪遵憲法，效忠國家。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職權，不徇私情，不受賄賂，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謹誓。」。（余如季）

從印鈔票到賣酒都管

如今大家對省府的印象是在南投中興新村，但省府其實是在民國四十四年從台北「疏遷」到中部的。在此之前，省府的辦公室就設在今天的行政院、監察院、立法院等處。省府遷移南投的主因，根據時任省府秘書長的謝東閔在他的回憶錄《歸返》的說法是，由於「中共在大陸沿海加強部署，對我似有進攻的企圖」。但也有學者認為，除了安全考量，省府疏遷到偏僻隱蔽的中興新村也不無降低省府與中央政府行政區高度重疊所引起的「雙政府」效應。

在台灣省政府初設立時，省府幾乎掌管台灣境內大半事務，當時除少數的業務如航空、軍事、外交等外，金融、財務稅收、全台治安、交通、農林漁牧、從幼稚園到大學等教育業務，省府無一不參與其事。

很長的一段時間，省府許多廳處與中央的人事業務不是合而為一，就是以省府為主。像是全台農林業務主要由省農林廳主管，經濟部下只有一個科負責決策，後來中央才逐漸成立農業局，再進階為農委會。農業如此，衛生、地政、水利、社會、民政的發展亦大約循此模式。

在中央政府逐步擴大之下，原先中央與省府「一管決策、一管監督與執行」的合作模式慢慢改變。中央逐漸透過修法擴大建制，掌握財源。另一方面，又立法強化地方自治，往「二級政府」架構推展，省政府也一步步走向「精簡化」的方向。